腾冲举行的民伕图片展上，抗战烈属张应豁在观展。云南日报通讯员 龚祖金 摄
核心速读
每年农历七月间，中元节前后，保山的雨总是一阵接一阵，淅淅沥沥的小雨如泣如诉，似乎提醒着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生灵，缅怀70年前因为战争死去的先辈。而这些满载功勋的群体，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战争历史上最伟大的配角——民伕。
1942年5月5日，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惠通桥沉入滚滚怒江，将日军的铁蹄牢牢锁在了怒江西岸，也为日军一路高歌猛进划上了句号。直到1945年1月27日滇西抗战结束，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站在抗战前沿的保山经历了一场鲜血的洗礼。从捐粮捐物到运粮运炮弹，从抬伤员到修建滇缅公路生命线，从为远征军当向导到传送军事情报……生活在这里的普通百姓被战争裹挟着，改变了一生的人生轨迹。
他们去往户帕的时候没想过流芳千古，甚至没想过活着回来
1944年5月15日，保山马王屯，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作战室，卫立煌的案头上，前方各部队供给困难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但是由于滇西已进入雨季，盟军的飞机无法及时给渡过怒江在高黎贡山苦战的前方部队空投补给。卫立煌命令时任保山、施甸、昌宁三县的县长，10日内必须筹足60万斤军粮送到户帕，然后责成张问德从腾冲派出民伕，到户帕将这60万斤军粮运到江苴交付。于是腾冲3万多民伕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开始了一场悲壮的远征。
当时只有11岁的陈大民披着蓑衣、戴上竹篾帽子、穿着草鞋就出发了，这一去便是6个日夜。“寨子里去了11个人，活着回来了6个，没病过的就只有我。” 陈大民说，去之前，他往嘴里塞了一把花椒，逼着自己胡乱地咽下去，这一把花椒就好像打了预防针一样，让他躲过一劫。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遗憾，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不时地抽搐，“路两边堆着的死人身上爬满蛆。”这样的场面深深地刻在了这个当年只有11岁少年的心里。他的双脚，因为成天在尸水中走来走去，前半个脚掌起疮蜕皮，已经彻底变成了黑色。
而对96岁的赵顺国来说，陈大民却是“幸运”的。赵顺国没有想到，从户帕背粮回来后，半只破碗，一盏油灯，将陪伴他度过余生的漫长岁月。1944年开始，因为尸水感染，老人的双脚到膝盖的皮肤上寄生着永远无法彻底消除的细菌，骨头之上附着着钻心的奇痒。整整71年，老人以“打油火”的方式，以火灼肤，以痛止痒，那一双形如枯槁的双脚，仿佛透着一丝胜利的曙光。
“害怕呀！但是你不走过去，后面在打仗；你不走回来，打仗的人在等着米吃。高黎贡山背粮的山路上，到处是尸体和腐烂的臭味，有些裹小脚的老太，路都走不稳了，还是背着米，一边吐一边走。” 支撑着赵顺国翻山背粮最大的动力，就是他在战场上杀敌的哥哥。他背负着军粮，曾经饿了三天三夜都未曾动过一粒，可是他的哥哥却再也没有回来过。
“当时运粮队伍中不少人是妇孺老幼，翻越雨季寒冷泥泞的高黎贡山去背粮食，4000多人死在了路上，还不算染病后来又相继死去的。” 滇西抗战口述史研究者李根志介绍，当时的腾冲民伕翻过高黎贡山、跨过怒江，都要回头望一眼自己的家乡。然而，这些沿着以尸体为路标出发的人中的很多又成为了新的路标。据统计，战役前，腾冲有26万人，战后仅余14.5万余人，在死亡或失踪的民众中，有半数为民伕。
世易时移，山川巨变。户帕，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地方，曾经繁华一时的古道，如今却只剩下一片裸露的红土。唯有那棵盘根错节的大青树下，一眼清澈的泉水汩汩而出，清冽甘甜，见证着历史的沧海桑田。
他们没有波澜壮阔的人生，滇缅公路上留下的是他们的血肉
1938年8月底，经过20万人的艰苦努力，滇缅公路通车了！这条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国际通道，是滇西各族人民用血肉筑成的生命线，是20万中国劳工，其中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用双手在崇山峻岭间开凿出了埋葬日本占领中国梦想的交通大道。
“每天不停地端着小粪箕捡碎石填路中间的缝隙。”这是施甸县仁和镇杨有金对自己12岁时的记忆，他参与修建了惠通桥至施甸大平子的滇缅公路。哪一年去修路的老人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因为身边没有亲人，“没日没夜地哭。”说起那段岁月，这位87岁的老人用模糊的眼睛望向远方，拼命地忍住眼里的泪水，不停地用粗糙、满是皱纹的大手擦拭着眼睛。记忆太深太痛，每次触碰，都让饱经风霜的老人泪流满面。
相对于杨有金在“家门口”修路的“优势”，同样十多岁的尹志澍却是出国了——到缅甸修史迪威公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第一次见到了开山机、铦路机。除了出国的“新鲜”，剩下的便是疼痛了，“这个疤是被石竹戳的。” 老人脱开鞋子，疤痕如修路的记忆一样永远都不能抹去。对于尹志澍来说，活着就是一种幸福，能活到现在更是造化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如果能再到自己修过的史迪威公路国外段走上一走。
而施甸县万兴乡84岁的蒋德道老人的愿望却是在当地山神庙的旁边，为战争死去的人们立一块纪念碑。作为当时的大户人家，他家的3间楼房成了战时卫生所所在地。“抬回来的伤员死的多，医好的少，哭喊声一片。”老人见证了战争的残酷，“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现在的幸福是那些人拿命换来的，没有他们，我们早就变成日本人刀下的鬼、枪下的魂了。”
今天，在施甸的村村寨寨，仍然到处可见“还我河山”、“势雪国耻”等残缺的抗战标语，无声地印证着这场惨痛的战争。“当时的施甸全县人口不足3万，但被派民伕累计达到数百万个工日，几乎每一个人平均为部队当过民伕100天。”施甸县文产办专职副主任张学斌每天奔波在收录民伕支前故事的路上，“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
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而国家有难之时，他们尽担匹夫之责
每年春天，怒江两岸的木棉花盛开得如鲜血般灿烂，那顶天立地的姿态，如英雄般壮观。战时的怒江东岸热闹异常，北起六库、南至滚弄，在250多公里的防线上，几十万民工奔波忙碌，日夜不停。
“送弹药、粮食到前线，再抬着伤员回来。”施甸县甸阳镇95岁老人王国均模糊地记得有一次跟随部队送子弹，天黑的时候，士兵们从周围找了一些野菜，煮了几大锅。“什么吃的都没有，只能咽下去。”老人说话已不太清楚，他从未试图去了解事件的时间、地点，但是那野菜难吃的味道，却一直烙在了脑海。
在国殇墓园的《腾冲民伕展》上，一双深邃有力的眼中含泪，却用尽整个面部的力量任凭泪水在眼圈中打转的照片，击中了无数参观者的心，也为他咽下一股心酸的眼泪，这位老人叫郑德凡，当时已有20岁的他在战火纷飞中，给前线送着炮弹。那个矫健的少年，如今正在用粗糙的双手拨着松子，指甲和晒干的松果早已是同色。朴素破旧的老房子里，一副“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匾，显得格外的突兀和不协调。“管他是死是活了要着去呢。”老人无法给出伟大的送炮弹的理由，只知道，“日本人来了，本应该去呢。”
住在腾冲城西门的马自兰，一个曾经给部队做过饭的小女孩，如今已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岁月的刀锋在她的脸上刻上了无情的印记。“正月里来远征军，长官下令大调兵；我军分发怒江地，打死千万日本兵……”她至今依然能够流利地背出战争结束后，腾冲文化人士创作的抗战花灯，只是一个人时，她会不时流下一行热泪，心疼那群吃过她做的饭却没能活下来的年轻士兵。
在生死面前，所有的语言都变得苍白而无力。“他们是为胜利斟满酒杯的人，他们是托举胜利丰碑的功勋群体。”李根志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民伕，为民做伕，他们一辈子没有享受过荣誉，对于他们的记录，很多都只是抽象的数据，对于很多都是文盲的民伕来说，有无名字根本就已不重要了，而那些死去的人，则早已就是过眼云烟。（严家芬 贾云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