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寻访之《老兵杨毓骧》
在云南民族大学北院一栋被风霜雨雪侵蚀多年的旧楼里,居住着一位87岁的老者——杨毓骧。他曾是一名光荣的驻印汽车兵,如今却是一名成绩斐然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20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忘记当年的战友,87岁的他身体每况愈下,只能在医院里疗养,但是岁月的侵蚀和病痛的折磨并未使他停下自己的步伐,几十年来,他日复一日地整理着老兵资料,去寻找老兵们的下落。
杨毓骧于1926年1月25日生于施甸县仁和镇热水塘村,当时的杨家是施甸仁和的大户人家。因家中条件尚好,其祖父杨少堂当年考上贡生,参加保山政治活动,做文职工作,国民政府委培他搞学术研究。父亲曾是滇军,在缅甸做生意发家,杨老因此自幼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熏陶,于1938年入省立保山师范附中(现保山第一中学)念书。当时的保山格局十分混乱,他曾与同伴里在稻田里躲飞机,飞机飞得很低,看得很清楚,当时的他心里非常害怕,同时,对日本人仇恨的种子也深深扎进了他的心里。1942年的五四被炸时,他毕业回施甸了,但是当天保山被炸的消息就传到了施甸。当天保山火光冲天,身边陆续传出亲友、同学被炸死的消息,让小小的杨毓骧悲痛不已。据说,五四被炸那天是星期天,缅甸华侨大量涌入保山城。早上9点,第一批飞机一共有27架,没有警报,百姓看见飞机来,以为是美国飞虎队的飞机。因为当时飞虎队飞机已经进驻保山飞机场,可没料想到竟会是日本敌机。那次轰炸伤亡有五六千人之多,当天晚上大火燃烧,龙奎垣利用此机会抢劫中央银行保山支行,并焚烧保山城。保山多次被炸,伤亡无数,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代,部队开始抓兵。为了躲避这混乱的局势,祖父和父亲商量之后,决定将他和哥哥及同村一个青年安排到昆明去念书。当时祖父请李根源的一个少校去见李根源,带杨毓骧等人到了保山城。住了两天之后,就去卧佛寺去找李根源。当时李根源带兵从昆明海源寺到达卧佛寺,住在防空洞里。李根源看到杨毓骧祖父的信件后,亲自提笔写道:现在有三个失陷战区青年学生要到昆明读书,请你放心!李根源勉励杨毓骧到昆明要好好读书,并写了几个字交给他们,少校副官亲自派车把三人送到北庙,搭车至昆明。
杨毓骧至今都对李根源有着由衷的钦佩:他亲自打扫战场,清理保山的尸体,派医务人员治疗负伤士兵,李根源当时住在金鸡村,召集三千多人,在金鸡村开大会,并写了《滇西抗日告同胞书》,至此,李根源奠定了保山抗日基础,决心镇守保山城。他说,如果保山失陷,他就一跃跳进龙王塘!他鼓足了镇守保山的士气,因为他知道,如果保山失陷,则昆明不保。
1944年,杨毓骧在昆明考入国立西南中山中学,这是国民党办的招收华侨学生和战区学生的学校。1944年10月,杨毓骧读到高三,蒋介石国民政府正式发出“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号召,当时日本人已经进攻到贵阳,整个中国局势动荡,形式十分严峻。杨毓骧所在的班有两个部分:华侨和战区学生。当时,家中条件十分困难,父亲当时说已经拿不出钱来读书了。他很想读书,但是由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能放弃了学业。随后,他跟马来西亚的同学及60多个青年学生一起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青年军207师。1944年12月,杨毓骧等人正式被批准加入青年军。60多个青年学生在西站集合,1000多人欢送他们。走到北较场,编入营队,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也都集中到北教场。在北教场生活得还不错,部队给他们发放棉衣、帽子和崭新的被窝,每天吃两餐,吃得很饱,并且每天进行步兵操练。杨毓骧从1月13日进入北教场,到1月底,上面就来了一个命令:要在207师中调两个团到印度去接受美国的机械化军事训练,要求是高中以上的学生。杨毓骧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笔试,并在经过体格检查之后顺利地被录取了。当时的杨毓骧高兴极了,因为他对印度有一点印象,他非常喜欢印度的歌舞。临走之前的晚上,杨毓骧与同伴一起走出了营房,他们到了护国路,一路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两边是民房,全城都静悄悄的,只有2楼的灯光透出来。此时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人民都在熟睡,而他们即将离去。
次日4、5点,杨毓骧随部队到达巫家坝机场。他们整齐地坐在机场,等待天亮。红色的阳光从东方照射出来,那样明媚,似乎预示着新的生活即将开始。美军下命令他们上飞机,于是他们由排长带队,一个连一个连整整齐齐地上了飞机。那是运输坦克炮弹等抗战物资的飞机,机舱内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个坐的地方没有。杨毓骧来到一个窗口边的位置,飞机起飞以后,他看着飞机在云层中回旋,看到整个昆明城静悄悄地躺在脚下。飞机绕了三转,像是一个特殊的告别仪式。他看到底下有一条大江,他想,那应该就是澜沧江了。飞机经过驼峰航线时,他看到一道亮光,他们的飞机经常被日本飞机打落,降落在雪山上的时候,就会划过一道亮光。突然,杨毓骧所乘坐的飞机从天空一直往下掉,他们大家都在叫喊,担心飞机会沉下去。令人欣慰的是,一段时间之后,飞机又慢慢升了起来。飞机飞得很低,他看到森林里的小毛虫,看到大山里有一条蜿蜒的公路,看到像蚂蚁一样的军车。从大森林一直往北飞,就看见一大个平原,飞机开始下降。飞机渐渐平稳之后,降落在汀江机场。杨毓骧打开舱门,顿时感觉自己的耳朵都听不见了。不一会儿,便听说有飞机失事,战友们死在飞机上了。他看到了他们的团长简立。简立两次在美国接受集训,能说流利的英语,待人非常好。他们吃饭不够,团长很着急,亲自带领炊事班做饭给他们吃。在汀江休整了几天之后,他们从汀江乘火车到阿萨姆邦,到达恒河,一直抵达蓝姆迦。沿途都是茶林,在不远处有一大片森林,一大群野象正悠闲地吃着草。他看到印度姑娘披着红色纱丽,颇有“万里丛中一点红”的神韵。到蓝姆迦那天,天气晴朗,气候温暖,在蓝姆迦绿色的森林里,飘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杨毓骧知道,他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军车把他们拉到蓝姆迦军营,军营很大。原来是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俘虏的,自1942年5月,孙立人将军带领第一批远征军到达印度后,便给中国军队驻扎。营房里有游泳池、食堂等设施,一个排住一间营房。到了印度集训时,吃的是面条、美国的牛肉罐头,还给他们发香烟,杨毓骧对这样的生活充满了好奇。到达蓝姆迦住下以后,他们开始进行了正式的编队,杨毓骧被编入“中国驻印军总部暂边汽车第一团”,至此,青年军成为了远征军。3月开始,杨毓骧和战友们正式开始在中国驻印军驻蓝姆迦汽车驾驶学校接受汽车驾驶训练。他们开始学习汽车的发动、结构,早上学习基本原理,下午就进行原地驾驶。一步一步地,他们开始进行沙漠驾驶、公路驾驶、森林驾驶和夜间驾驶等。学习四个月之后,杨毓骧已经成为一名技术过硬成绩合格的汽车兵了。
1945年的6月底,他们受命把蓝姆迦的军用器材运到加尔各答给英军,便离开蓝姆迦,到达雷多,杨毓骧也是其中的一位。能去出差,杨毓骧心中非常开心,在途中,他们晚上睡在驾驶室,喝牛奶、吃饼干。第二天中午到达加尔各答,那里早已搭了很多营房,他们住在营房,吃的跟美国军队完全一样。杨毓骧对这里的生活非常满意,因为他们可以自由活动,不受谁控制。他就跑到动物园动物园看犀牛大野象、大蟒蛇、长颈鹿,他们在加尔各答街上走路,穿着很力挺的服装,走路姿势却很随便。他们看到三个印度兵,走得非常整齐,他们非常不好意思。华侨看到他们,非常感动、非常热情,在华侨们看来,有中国远征军在,外国人不敢欺负他们了。到了晚上,洁白的月亮从东方升起,顿时灯光辉煌。第二次到加尔各答的时候,是1945年5月8号,杨毓骧一个人跑到公园,在公园草地上休息。在他正四处徘徊的时候,探照灯升到天空,整个加尔各答城就沸腾了。到六月底,他们最后一批远征军离开了蓝姆迦,回到雷多。
1945年7月7日,杨毓骧等人奉命从雷多驾驶汽车回昆明。一路上,杨毓骧经历了看到了很多,但唯一让他至今都难以忘怀的,就是他们途中住在密支那的伊洛瓦底江边的公路上见到一个14岁的“美国兵”,因为他全身上下都是一副美国兵的装扮,但杨毓骧一跟他聊天,才发现那个小“美国兵”竟然是一口流利的保山话!原来这个小兵在五四被炸时成了孤儿,美国军队便带上了他。据说当时美国军队收留了很多战区流浪儿童。杨毓骧不知道这个小“美国兵”的下落,他一直都很想念他。汽车一直开到了巫家坝。到了马街、和平村,这些都是他们住的地方。杨毓骧老人至今都无法忘记1945年8月15的晚上,当时所发生的一切都历历在目——突然之间,整个昆明城炮竹震天,昆明巫家坝机场的探照灯照亮整个夜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杨毓骧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自然非常高兴,但同时也开始担忧自己的前程:我该何去何从?日本投降不几天,来自西南联大的青年军都复学了,剩下500多名士兵则继续跟着部队走,其中就包括杨毓骧。杨毓骧曾亲眼目睹了1945年“一二·一”四个烈士死在那里西南联大的食堂,,当时旁边有几个国民党少校。国民党害怕他们受影响,赶紧调车拉着炮弹给他们叫他们离开昆明。到了贵阳,又到衡阳,住下来之后,杨毓骧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我们本该是去打日本人的,但是怎么会在食堂上把炮弹拉出来打共产党呢?战友们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坚决要求退伍。国民党曾承诺过,远征军毕业后给他们安排升学、工作,但是国民党食言了,竟然要把他们遣送回家。他们把车分散到各个小路,一些未能逃脱的士兵被抓到军营里关起来。1946年的端午节那天,吃粽子的时候,杨毓骧在车上看到一个士兵打了营长,因为营长说要用五万块钱打发他们走。要知道,当时的一碗面就是2000块啊!当时,简立早已回到南京国防部,从各方面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赶到这里见他们,简立团长看见两年多来士兵们都穿着这套破旧的衣服,老团长流泪了,并坦言一定保证士兵们安全到达南京,给他们升学、复学、工作。杨毓骧至今对简立团长记忆犹新,并且充满了感激和深深的崇敬。就这样,杨毓骧随部队整整齐齐地进入了南京城。在南京办理退伍手续之后,杨毓骧被分到云南大学。他申请在杭州读书,便在杭州青年军中学重读高三。一年之后,杨毓骧回到上海办理回云南的手续,1947年8月,杨毓骧在云南大学安心读书了。
在云大的两年里,杨毓骧深受进步同学的感染,接受革命思想,于1949年7月加入边纵,之后,杨毓骧老人辗转于宜良军分区、德宏民族中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等地任职,“文革“期间,杨毓骧受到迫害,所幸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落实政策,他又回到了民族研究所,继续他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60年来,他为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考察了滇藏高原近20个民族和支系。作为施甸人,杨毓骧老人对契丹人后裔的研究尤为费心,进行了近三十年的田野调查研究,并发表了众多相关著作。可以说,杨毓骧老人在民族学人类学的领域中有着卓越的地位和影响。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杨毓骧还积极收集、整理远征军老兵资料。在他的卧室里,堆满了厚厚的报纸杂志,这全都是他多年来收集的有关老兵的报刊资料。并且,每一个到他家里慰问、采访过的志愿者、记者等,他都会将他们的姓名及联系方式留下来。在他多年的采访历程中,也曾遭受过很多非议,很多人拒绝过,拒绝提及被深埋半个世纪的往事,但是杨毓骧老人却时时刻刻在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别人,无论付出什么,都无怨无悔。
杨毓骧老人如今已是87岁高龄,这本该是安享晚年的年纪,可是,他却每天晚上一夜夜的睡不着,每天干什么工作都进行精心的计划安排。他此生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能把他的脑部医治好,他还要继续“革命”,还想多活几年,把手上的资料全部整理出来,结集出版。他希望活着的人能够好好的,并且能够让他们的历史故事流传给后代,让后来的人都知道中国远征军在抗战中所作出的贡献。
作为一名士兵,他是优秀的,作为一名民族学人类学学者,他是称职的。杨毓骧老人穷尽自己的一生都在追求一种宏观的处事之道,识大体、顾大局,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
纵战火远去,只有老兵最懂老兵;任世事变迁,只有英雄才识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