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创始人之一李鑫

李鑫（1897-1929），又名李金三、李木子，曾化名施鸿祥。1897年10月12日出生于云南省龙陵县城郊月望寨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14年高小毕业后，为了追求进步，他与同学朱晓东、冯云、赵子卿等人徒步跋涉一个多月到达昆明，考入了私立成德中学。在成德中学读书期间，由于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因父亲信奉耶酥和道教，他从小也信耶酥，刚到校时，起床、睡觉、吃饭都要先行祷告。在新思想的启发下，他不信耶酥了，还告诫别的同学不要受耶酥的欺骗。当时的昆明，正值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主共和、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护国运动高潮，他从中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和教育，萌发了要改变人间不平等的想法，开始走向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

1919年，李鑫在成德中学毕业后，想习武以救国救民，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初期，他踌躇满志，信心百倍，决心学好军事，以酬壮志，但当他亲眼目睹军阀派系斗争的现实后，他的理想破灭了。经过痛楚、徘徊、深思之后，他下定决心，于1920年前往南京求学寻求真理。

到南京后，经过努力，他考取了东南大学农学系。在东南大学读书期间，恰逢陶行知先生来校授课，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到工矿、农村，把理论知识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李鑫把这一倡导铭刻在脑海里，并付之于行动。“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在北京广泛传播，学生及工人反帝爱国运动方兴未艾，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像磁石一样紧紧吸引着一切进步的人们。李鑫在东南大学呆不住了，1924年他转到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学习。

李鑫在外地读书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没有家庭特别是他的妻子王老妹的支持，他外出深造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他在昆明读书时，家里把仅有的三亩田抵押给人耕种，把二百元押金全寄给他做了学费，是他的妻子白天帮人卖工，晚上做针线活，才把这份田赎回来。北上升学，身无分文，王老妹只得又把三亩田全卖了，得到的八百元钱全数寄给他，而她从此只得卖工度日，吃尽了人间苦头。李鑫从内心感激王老妹，唯一的报答就是努力读书。他在书桌旁墙上挂着“会客以五分钟为限”的条幅，以示自己争分夺秒学习的决心，在努力学好功课之余，还找进步、革命书刊阅读，增加自己的社会知识。

当时的北京，革命的新思想正在兴起，反动的旧思想正在挣扎，两者激烈的搏斗着。反动军阀曹琨借助手中的权柄，标彰旧思想，压制新思想。李鑫一时看不清目标，辨不明方向，又陷入了苦闷的抉择中。这时期，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已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李鑫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认识到中国只有经过革命，才能消灭压迫和剥削。1924年，他同王德三、杨青田等人建立了云南赴京的进步学生组织“新滇社”，研究马列主义，出版进步刊物。中共组织也在“新滇社”中开展建党工作。从此，李鑫开始接触共产党员，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懂得了共产党是拯救民族危亡，解放普天下劳苦大众的政党，是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奋斗的政党。他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看清了前进的方向。新的目标使他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于是，他从课堂走向社会，利用学习余暇，到学校周围的村庄开办农业讲习班，到农民家中访问了解情况。他不倦的学习，勤奋的工作，赢得了同学的钦佩和农民的爱戴，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李先生”。1925年，经过党组织的考察，李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兴地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尤如今日生；以前吃酒吃烟，今日重做人，把一生交给党。”

1926年3月，段祺瑞执政府屈服于日、俄、美、法等八国的武力，同意撤销大沽口防务，开放天津口岸，引起了京津人民的强烈抗议，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由北京学生联合会出面，于3月18日，组织了近万人的集会，坚决反对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犯中国领土；坚决抗议段祺瑞执政府妥协投降。在这次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中，李鑫负责组织和领导农业大学的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会，他领队高呼：“坚决反对卖国投降！”“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当农大学生游行队伍走到铁狮子胡同时，段祺瑞政府调动大批反动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镇压，李鑫在敌人的刀枪下毫不畏惧，他冷静沉着地带领大家互相掩护，从反动军警的刀枪下撤退出来。在这次示威游行中有多名学生遭到敌人的枪击身亡，其中新滇社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范士融、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学生姚宗贤（两人均为中共党员）遇难。从这次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流血惨案中，李鑫第一次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亲眼目睹反动军阀残酷镇压爱国学生的暴行。从此，李鑫结束了学生生活，开始走上革命征程。

1926年夏，全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革命中心转到广州。毛泽东接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又在广州开学。李鑫从北京南下，风尘仆仆赶到广州，到农讲所和王德三主办的大沙头第三军军官学校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听课；并广泛与在广州的云南籍同志及其他各界人士接触交谈，了解全国和云南的革命形势，学习开展革命工作的经验。他忠诚革命，稳重踏实，思考周密，遇事果断，深受同志们的称赞和领导的重视，经毛泽东推荐，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决定委派他回云南工作。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向他传达组织决定，交待了三项任务：一、筹建云南地下党组织，领导云南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工农运动；二、帮助建立云南国民党党部；三、做好统战工作，联合各界人士，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反动统治。李鑫愉快地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经过充分准备，满腔热情地回到昆明，与共青团云南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

李鑫回云南，公开的社会职业是实业厅视察员、高师附中教师。他利用合法身份，暗中以地下团组织为基础，积极开展建党工作。经过考察了解，他分别介绍共青团员吴澄、张世瑾、杨静珊、杨淑德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小组，并充分依靠每个党员的积极性，逐步扩大工作范围。他安排吴澄等人做好建立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工作，自己以实业厅考察员的身份到个旧、开远一带工矿考察了解矿工及铁路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到贾沙农村考察农民的情况，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为建立云南党组织打下了基础。不久，在广州参加第六届农讲所学习的周宵、黄丽生、罗彩等先后回到昆明。11月7日，在李鑫主持下，周宵、吴澄、杨淑德、黄丽生等在周宵家（昆明平政街节孝巷39号）举行第一次党员会议，根据中共广东区委指示，建立了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简称云南特支）,由吴澄任特支书记，杨淑德、周宵、黄丽生专任农民运动特派员。

省特支成立后，李鑫紧紧依靠党组织，把云南的革命斗争引向深入。特支认真分析了云南当时的局势，在积极发展党组织，深入开展工农运动的同时，认真做好统战工作，适时地开展了推翻云南土皇帝唐继尧反动统治的斗争。为了取得倒唐斗争的胜利，特支成立了“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由李鑫直接领导。根据云南军阀内部的矛盾，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认真做好唐氏部下与唐有矛盾的昆明镇守使、五军军长龙云，蒙自镇守使、二军军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十军军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四军军长李选廷等四个军的工作。依靠共产党员，联合进步人士，用个人或以团体的名义，给四位军长写信，宣传全国革命形势，揭露唐氏罪行，要他们共举义旗，推翻唐氏政权，为云南人民解除痛苦。当四军长有所表示时，又及时安排与四军长有社会关系的共产党员直接找他们做工作。李鑫还亲自通过与朱晓东（龙云下属一师师长）老乡、同学的关系，做龙云的工作。他还把群众揭发唐继尧反对国民革命、祸国殃民等罪行材料搜集整理成十大罪状，油印成传单散发，向全省各界人士和人民大众宣传，唤醒民众起来斗争。经过广泛深入地组织发动工作，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及工农大众，群情激奋，迫切要求推翻唐继尧的反动政权。1927年2月6日，看到时机成熟，四军长发动政变，逼迫唐继尧交出军政大权。这时，云南的政治形势大为改观，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帮助下，成立了左派国民党筹备委员会，一些进步的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也开始恢复和建立。为了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李鑫亲自拟定了改革滇政四十条意见书，派人送给龙云；同时发动各社会团体提出改革滇政的各项建议送交四位军长，促成了省政府改组，组建了省务委员会。唐继尧被剥夺了权力，安排了“总裁”的空头衔，结束了他在云南的独裁统治。

“二六”政变后，云南革命形势初步形成高潮，但情况仍十分复杂，军阀内部又孕育着新的矛盾和斗争。为了加强云南党组织的力量，中共广东区委又派王德三及参加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三政训班学习结业的十多名云南籍学员，先后回到昆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3月1日，在原来特支基础上，建立了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简称“省特委”），王德三任省特委书记，李鑫、毕昌杰、张炽等九人为委员，李鑫分管农运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提名，李鑫以中国国民党云南农民运动办事处主任的公开身份，于2月中旬在昆明主办第一期云南农民运动讲习班，李鑫讲授“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关系”，全省农运骨干二十多人经过两个星期的培训，结业后各自到所在地区开展工作。李鑫亲自深入到嵩明、澄江等十多个县考察，每到一处，除听取汇报，研究布置工作外，还直接接触群众，了解情况，宣传农民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发动农民起来开展减租减息，取消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有14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在此基础上，于4月10日，召开农协代表会成立了云南省农民协会，选举出委员11人，候补委员5人，并推选李鑫等五人为常务委员，李鑫任主席。在省特委领导下，李鑫主持领导的云南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龙云政府害怕蓬勃发展的革命力量危及他的统治，于是，步蒋介石的后尘，露出凶相，向革命势力举起了屠刀，下令查封了国民党左派党部和省农协会等群众团体；并于5月11日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李鑫、赵祚传、王复生等三十多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狱中李鑫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一起，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党组织积极援救，各界舆论的谴责，学联、农会、妇女会等各界群众游行示威，集会请愿，龙云被迫陆续释放了大部分人员，但李鑫、赵祚传、王复生等七人被指控为“乱党赤化”的首要分子，仍被继续关押。龙云为彻底扑灭刚刚兴起的革命烈火，呈文报蒋介石，要杀害李鑫等七人。当龙云等待蒋介石批文时，在党的统战工作下，云南军阀内部矛盾激化，发生内讧，6月14日，胡、张二军长又发动政变（即云南“二次政变”），扣押了龙云，他们为笼络民心，顺应民意释放了被龙云关押的进步人士。李鑫、王复生等人出狱后，国党左派召开了二千多人的集会，请他们报告被关押的情况和进行斗争的经过，揭露龙云罪行，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

龙云被扣押后，下属卢汉、朱晓东等四师长又从滇西带兵攻下昆明，把胡张二人赶走，放出龙云。四师长倾向革命，仿效北伐军成立政治部，龙云被迫同意，这时，李鑫便利用与朱晓东的同乡同学关系，到该师任政治部主任。李鑫在部队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起表率作用，他谆谆告诫政治部的干部和士兵，行军宿营一定要注意群众利益，不准侵占老百姓的住房，不准乱拿老百姓的东西。他还随时找士兵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要求。他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关心爱护战士。长途行军中，一战士双脚起泡，他就把自己的马让他骑，还帮炊事员挑炊具；宿营后，又亲自给那位战士端水洗脚。他的好作风获得了广大中下级军官与士兵的拥护和爱戴。每到一处，他都带领干部战士贴标语，召开群众集会，进行时事政治宣传，使人民群众认识并拥护国民革命。

1927年底，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野蛮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全国革命转入低潮。云南经过几个月的军阀内战，胡、张两军已败退到川黔边境，龙云认为只要把革命力量消灭，他在云南的统治就稳固了，于是公开树起拥蒋反共的旗帜，成立了云南清共委员会，撤销各师政治部，赶走部队政工人员，抓捕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国民党左派党部及工会、农协、妇协等人民团体均被包围、搜查和封闭，白色恐怖笼罩云南，李鑫被迫离开滇军，并被列为龙云悬赏捉拿的共产党要人。省特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及时分析面临的严重局势，认为迤南地区具有农村党的活动开展较早、工人集中、交通发达、地处中越边境等有利条件，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迤南，建立农村根据地，并派李鑫去筹建迤南特委，在那里发动工农，开展武装斗争。

在革命低潮时期开辟迤南革命根据地，困难确实很多，但李鑫有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认真踏实的好作风，还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毅力。他频繁来往于个旧、蒙自、文山、马关等地，调查了解情况，帮助指导工作。每到一处都认真听取汇报，虚心听取意见，仔细研究，具体布置。他还亲自深入群众，做宣传发动工作。他特别强调要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尽快建立党的支部，形成组织力量，把全部党员团结在迤南特委周围，并发挥每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动和组织工农运动。短短几个月，迤南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1928年10月，省特委在蒙自县一个彝、苗杂居的山寨——查尼皮召开党代会，继续贯彻中央关于“发动工农武装起义”的精神，研究工运、农运等具体工作，改选并成立了省临委。王德三因出席中共“六大”缺席这次会议，但仍当选为省临委书记，李鑫仍当选为委员。李鑫在实际工作中，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每接中央、省委指示，他都召集会议及时进行传达，并坚决贯彻执行。省代会后，他又在阿迷（今开远）召开迤南特委扩大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动员党员深入工矿、农村，开展工农运动，并积极创造条件进行武装暴动。在斗争中，他感到工人发动还不充分，在工人集中的个旧矿山还没有党的组织，因此，他决心深入到个旧矿山开展革命活动。

李鑫深深懂得，要发动工人起来革命，就得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同他们交朋友，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工人的疾苦，宣传和组织工人，使他们明确自己该担负的历史责任，自觉起来斗争。为了和工人生活在一起，李鑫承受着肉体的痛苦，以坚定的毅力进行磨炼。他住在蒙自淌甸小东山村，每天光着脚板练习走路、跑步；赤脚挑水上山，挑柴下山送给农民；夏天赤身在太阳光下曝晒，皮肤晒黑了又脱皮，并用河沙擦摩皮肤，使之粗糙，又留起浓密的胡子，完全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农，加上简陋的衣着，使本来最熟悉他的人也难以认出来。

经过充分准备，李鑫带着马照等四、五个同志，开初以卖刀烟、咸菜，当漆工、做木活等方式到个旧矿山接近工人，了解情况，进而打入个旧南部的黄茅山老君矿当“矿丁”（在井下背运矿砂的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这里矿区零散，工人分散，反动统治十分严酷，工作无法开展，但他没有灰心，而是暂时稳住脚根，寻找机会，准备打入工人较为集中的个旧锡务公司。李鑫把情况和计划向组织汇报后，组织同意了他的意见，并派戴德明（省立师范学校高级部学生、共产党员）去协助他工作。戴的叔叔是锡务公司总经理的好朋友，戴通过这个关系，化名田贵，到个旧锡务公司当职员。之后，又通过其他人的关系，把李鑫介绍到锡务公司马拉格矿当索道工，化名施鸿祥。

在马拉格矿区，李鑫和工人打成一片，把工人的苦难记载下来，编成通俗易懂的歌曲，在工人中广为传唱，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这些革命歌曲保存下来的就有《十二杯酒》《月叹穷》《走厂调》《土劣歌》等二十多首，它们唱出了矿工想说而说不出的心里话，充满了对资本家的仇恨，表达了工人反抗剥削压迫的精神。如《土劣歌》中唱道：“劣绅土豪真霸道，勾结贪官实难瞧，金银财宝由他要，吸尽骨髓还逍遥。”又如《月叹穷》中：“腊月里来是残冬，恨满胸。告我弟兄，快觉悟，结团体，人多势众，压迫阶级休称雄，齐暴动，推翻旧世界，花落水流红；造一个世界同属于工农，各尽其所能，各取其需用，共生产共消费世界大同。”这些歌谣，打开了工人的心扉。

通过深入细致、形式多样的宣传发动工作，工人们逐步觉悟起来，要求团结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李鑫及时把那些受苦深、有革命要求的工人组织成兄弟会，在兄弟会内部，又把思想坚定、忠诚可靠的工人组织成秘密工会，从中发展共产党员，逐步把斗争引向深入。

1929年春节，在广大工人的迫切要求下，李鑫领导和组织了全矿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经过周密安排，矿工们按照预定的时间、暗号，不约而同地涌向矿长办公室。工人推选李鑫为代表，向矿长提出了复工的三项条件：一、工人工资太低，必须增加工资，按时发放；二、必须保证每天有老妈妈汤（黄豆面汤）喝；三、矿山气候寒冷，必须发给每个矿工一件羊皮褂。罢工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斗争，矿工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极大地鼓舞了斗志。李鑫更加受到矿工们的信赖和尊敬。

那时的个旧矿山普遍缺乏油荤、蔬菜和生活用水，工人吃的很差，更谈不上洗澡，工人普遍生疥疮，眼睛红肿。李鑫到那里才四、五个月，全身就长满了脓疥疮，双眼通红浮肿，而他却不顾个人的安危和病痛，一心扑在工人运动上。他十分关心工人的疾苦，和地下联络员艾其国商量，要他除了买卖一般的日用杂货外，还要备办一些常用药，他还亲自给工人治病。有一次他到蒙自时，同志们钦佩、关心他，都劝他换个地方养息一下身体。可是他想着个旧矿山的工人运动需要他，就乐观地对同志们说：其他同志去照样艰苦，我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才打进去的，换个人又要重复工作，那就不必了，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我都要一直坚持在那里，直到取得工人斗争的胜利。同志们对他的革命精神极为感动。

随着个旧矿山工人运动的深入，工人们从团结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从斗争中认清了前途和方向，革命热情更加高涨。矿区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引起了锡务公司总经理陶继鲁的恐慌。他派出密探，混到工人中去，到处探听监视，弄清了李鑫等人组织工人运动的情况，便找来矿警队长陶玉清到马拉格矿区抓捕了李鑫，同时被捕的还有选矿厂地下党员杨逢春及锡务公司的田贵（戴德明）等人。

李鑫被关押在锡务公司办公楼，陶继鲁的心腹爪牙郭荣斋(1926年李鑫在高师任教时，陶继鲁当校长，郭荣斋当庶务）认出了他，告诉了陶继鲁。陶继鲁知道，李鑫是龙云悬赏捉拿的共产党要人，抓住他，不仅可以把锡矿工人的革命斗争镇压下去，而且又可以向龙云政府报一大功。一开始，敌人用高官厚禄收买诱降，李鑫不为其所动，随后，又严刑拷打，李鑫也不为其所屈。在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拷打面前，李鑫、戴德明、杨逢春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李鑫等同志被逮捕后，党组织曾研究了营救方案，但由于情况发生变化，营救未能成功。

1929年5月11日，云南省主席龙云发电报命令蒙自道尹江灿柏负责审理李鑫等要案。李鑫、戴德明、杨逢春及在个碧铁路被捕的巨伯年等四同志，同时被秘密押送蒙自。尽管面临死亡，但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坚强，在敌人的法堂上，大义凛然，痛斥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江灿柏无可奈何，只好密电呈报龙云杀害李鑫等同志。5月16日，四人被杀害于蒙自城石墙子外。

李鑫等同志遇难的当晚，党组织派人掩埋了烈士的遗体。解放后，党和政府把他们的灵枢移葬到蒙自烈士陵园。1940年，周恩来在延安托即将回云南工作的朱家璧代表党中央对李鑫的亲属表示慰问，并请他将50元钱转交给李鑫的妻子。1960年，党和政府在蒙自的南湖公园修建了革命烈士纪念碑。1984年，经云南省民政厅批准并征得烈士遗属同意，龙陵县委、县政府在李鑫出生地的旧址上修建了李鑫烈士纪念馆，并附设幼儿园，2013年，新建了李鑫故居，让人民永远缅怀先烈，让先烈的革命精神世代相传。（杨永明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