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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档案】保山历代工商业发展梗概

    2017-05-04 15:45

    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即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一条发自蜀、楚,从四川入滇,经大理、永昌(保山)、腾冲出缅甸,到印度古国的贸易通道,史称“蜀·身毒道”。被誉为“西南丝路”和“南方丝绸之路”。再由印度西行通往大夏(阿富汗)及大秦(罗马)等西亚和欧洲国家。这条古道,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对外陆上交通线,早于举世闻名的河西走廊“西北丝路”约三个世纪。

    “蜀·身毒道”在永昌郡境内称之为“永昌古道”,它是人们社会交往发展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载体。南方丝绸之路的通行,对促进保山地区的发展,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保山历代工商业交通线

    古代商业交通路线,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说:“不韦县在云南保山县北,秦时常頞,开辟五尺宽的道路,从蜀通滇。”据《史记》记载:西汉中央王朝发现“蜀·身毒道”,是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候张骞奉使大夏(阿富汗)得知,回国向汉武帝报告的,张骞在大夏见到中国的邛竹杖、蜀布大为惊讶,询知是“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商人市”转运来的,“邛(西昌)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此去蜀不远矣”。张骞向汉武帝盛言大夏“幕中国,息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汉武帝甚为欣赏,即者手疏通“指求身毒国”的道路,开发云南地区。汉武帝为欲通西域,遣使通博南山,渡澜沧水、氵耆溪,置巂唐(漕涧)不韦(金鸡村)二县。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并合益州郡西部属国都尉所属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

    兰津古渡

    兰津古渡

    至此,中国对西南交通大开,中原文化不断输入永昌。尤以两司马(司马迁、司马相如)使通西南夷,对大理、永昌一带影响更深。对外则自四川入滇,经大理循博南古道,由云龙南界渡澜沧水,而至永昌(保山),上腾冲以通掸国(古缅甸北境)达身毒(印度)西至罗马一带。印度文化输入永昌,自此开始。而永昌地处祖国西南边境,既为门户,又属屏障,历为商业转输,销售要冲。内与川、陕、湖、广各省,外与西亚、南洋诸国,通商贸易往来。

    水寨平坡古道上深深的马蹄印

    水寨平坡古道上深深的马蹄印

    滇缅公路筑成以前,保山商业交通路线,向来分东西两大干道,并有通往相邻各县若干支路。乡村道路四通八达,布局清楚,界划分明,颇称方便。由昆明至保山一路为东路;由保山至腾冲一路为西路。

    东路:汉时置博南(永平)县以后,四川及各地商人来保贸易。多改道经永平由现金鸡村东山外澜沧江之竹鲁洼渡口,以船筏来往,经宝鼎寺至金鸡村。因常有覆舟危险,商旅甚苦。至明代成化末年,始在今霁虹桥处,架木为桥以渡。后毁于火,弘治十三年(1500),更造铁索新桥。商旅如履坦途,故东路由霁虹桥应从明代始。

    西路:乃由保山至腾冲之干道,计分两条:一条是由保山县城出仁寿门,经磨房沟上象头山或出小北门上五福堂山到杨柳坝,经茶山抵猛莱坝,过猛莱渡,到敢顶街,上雪山,经南斋公房下山,过草坝街即至腾冲坝子。一条是从板桥街到瓦房街,经汶上、瓦马、香菜田、荷花村、下猛古坝、过猛古渡,上敲梆村,经马面关(有磨盘山,即明末李定国设伏处),下朝阳店,上雪山抵北斋公房,下后山至界头街,向南下至腾冲坝子。至清代,乾隆五十九年(1794),新建双虹桥,商旅始取道双虹桥,减去危险甚多。故当时仁寿门外、磨房沟、黄纸坊、白纸坊较为繁盛。客店、马店、饭店、商店各类摊贩俱全。

    西路到了清道光十九年(1839)建起了惠仁桥(今东风桥),直上高黎贡山,途程较捷近。早年因潞江坝瘴毒甚烈,素有“紧芒市,漫潞江”及“要去潞江坝,先把老婆嫁”之谚语。感染潞江瘴毒患者,发高热,不能言语。名曰“哑瘴”朝发夕死,百无一生。直至光绪中叶,往腾冲商旅,仍视为畏途。

    因形势发展,潞江两岸禾木树、老寨、傈僳坟、橄榄寨、小平河及东岸蒲缥街外放马场、打板箐等处,均有客店陆续开设。站口缩短,行旅可以不在潞江坝住宿,避去感染瘴毒威胁。因此,大量商旅逐渐取道惠人桥一路,双虹桥一路即渐稀少,仁寿门外之客商饭店,也迁入城内经营。到民国时期,1938年滇缅公路通车,商业交通线得到较大的改善,工商业得到较大发展。

    保山历代工商业的发展概况

    保山,地接印、缅,早在秦代尝通道置吏,并有通商往来。《华阳国志》记载:“汉武帝置布(不)韦县,徙南越相吕嘉宗族以实之。”

    吕不韦,原为大商贾,相秦封文信候,畏罪自杀后,秦始皇徙其子孙宗族于蜀。其后裔吕嘉,于汉武帝时为南越相获罪,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9年),遣使渡澜沧水、氵耆溪、置巂唐、不韦二县,并将吕嘉宗族徙来以实之。为彰其先人之恶,故名不韦县,地在今城东北金鸡村一带。

    吕氏宗族原为大商贾后裔,自能将其生产、商贸技能流传到边疆来。为生存计,即当辟土种田,栽桑养蚕,置机纺织。积之又久,本地哀牢人,亦渐习之,并推而广之。

    永昌(保山)气候温暖,蚕子孵化较早。在桑叶未萌芽时,即有柘叶先发,用以育饲蚕蚁,稍长,始饲以桑叶。因此,永丝富有韧性,色泽较川丝为佳。织出绫锦,亦较悦目。

    由于不韦人,有其经商习性,并以四川转徙而来。与四川商人有所连(联)系,故川商源源而来。有歌曰:“汉德广,开不滨、渡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四川商人等将贩来川货出售后,又收购永昌出产的琥珀、玛瑙、宝石、象牙、犀牛角、火烷布、南锦、木棉布、蒟酱、麂皮、鹿茸、狐皮、药材等返回四川销售。而永昌人亦有赴四川贩运货物者,往来不绝,代有发展。

    东汉书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内附后,设置了永昌郡。在商业往来中,技艺得到交流,生产相应发展。但因交通不便,商人出外贸易,俱靠肩挑背负。继后,虽能利用少数畜力,所运亦有限。故往返经商一次,途中风餐露宿,辛勤奔波。动需数月乃至数年,不仅耗时费力,而所获甚微。至赴印缅交易尤为艰难,道路更险,语言不通,风俗各异。况蛮蛮烟瘴雨,毒蛇猛兽,到处均有生命难保之虞。永昌的特产蒟酱,即芦子,性能避瘴毒、消食、行水,可制成酱。蒟酱乃藤本植物果实,盛产于沧、潞、龙江沿岸,年产量甚多。运往四川各省,为一种特有之物。《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左思、司马光诗赋中,亦尝及之。

    在唐代,永昌输出物中,有红藤杖者,为唐人所喜爱,曾由文豪谱入诗章。

    白居易诗云:

    南诏红藤杖,江西白首人。

    时时携步月,处处把寻春。

    劲健孤茎直,疏圆六节匀。

    火山生处远,泸水洗采新。

    粗细才盈手,高低仅过身。

    天边望乡客,何日拄归秦?

    裴夷直诗云:

    六节南杖色似朱,拄行阶砌胜人扶。

    会须将入深山去,倚着云泉伴老夫。

    以上可略见唐代保山工商业情况。

    宋代,云南为大理国。太祖赵匡胤玉斧一挥,将大渡河以南地方划为“此外非吾有也”。但商业往来,从未间断。如永昌织锦妇女,能将宋诗人梅尧臣《咏雪诗》织入锦中。为苏东坡在清井监得到一端织有《咏雪诗》之锦,视为珍贵礼品,送与老师欧阳修,被制作成一具琴囊,作为传家宝玩。

    苏东坡还曾买到一只产于永昌之“山呼鸟”咏诗一首云:

    终日锁筠笼,回首惜翠茸。

    谁知声画画,亦是意重重。

    夜宿烟生浦,轻鸣日上峰。

    故巢何处是,鹰隼岂能容。

    以上可知宋时,云南虽为段氏所踞,不入中国版图,但商业往来仍盛。禽鸟亦被作为商品贩运省外售卖,其余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因中原多事,鞭长莫及,即为南诏蒙氏所据。史载,此时保山陷于“有名无民,日空荒不立”之地。虽经南诏王皮罗阁,又名蒙归义及阁罗凤时。几次将蒙舍(今巍山)爨部族及剑川、野共川、弄栋蛮,徙20余万户至永昌郡,以实之。但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均被其割断,一切活动毫无记载,以致无从查考。

    到元朝,元始祖征服大理国,盘踞云南数百年之段氏灭亡后,云南土地归入中国版图,置云南行省。此时,交通仍未发达,商业虽有进步,但亦有限。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奠定明王朝基业后,派遣数十万军队入滇,戡平边乱。即在云南各地,励行屯军、屯田,又不断迁徙江南人户到永昌一带实边。保山一带,初告稳定。在保山重点开发坝区,山区次之。光绪《永昌府志》记载:保山坝子原为沼泽湖海汪洋之地。自明代开始垦殖,开渠泄水,始逐渐辟成农田。由此,农业生产日益发展,工商业交易,仍保持“公平交易,童叟勿欺,什一利润”之纯朴古风。江南文化,士、工、农、商技艺知识相应随之传来边疆,农、工、商业、文化教育更为进步提高。永昌特产:有围棋子——称“永子”,有“永昌之棋甲天下”之称,还有料丝灯为最有名的物品, 连同象牙器、玉器、玛瑙器、琥珀器、南锦、火烷布等工艺品,均被运销至京城与各省各地以及印缅南洋诸国。各地货物亦源源而来,在互相交流促进下,保山工商业,益形活跃发展。

    到清朝,保山工商业较前更盛。咸丰年间,虽遭回汉互斗,破坏甚大,但至同治末,光绪初,略有恢复。永昌城南门外已有八大花店(棉花,后兼营洋纱),李姓即占五家,专为运销印缅花、纱。永昌蚕丝,产量甚多,质地堪与川丝媲美。除供本地自制绫锦产品外,大量运销印、缅南洋、日本各国。因此,龙泉门外易罗池南建有“丝花会馆”,为贩运丝花客商聚会交易之所。还有各种手工业制成品:有各种金、银、镀金、珐蓝器皿与饰物;铜、铁、铅、锡、白铁家具、农具、炊具。还有香炉、烛台、钟、磐、大小铁钉、马掌、锣锅、铁锅、铜壶、铜锥;印织染有织宽、窄扣土布漂染各种颜色布、印花布、各色丝棉线;竹篾器有筲箕、畚箕、笊滤、笪笆、围垫、吨箩、团箩、背箩、花篮、提篮、篾包;纸有草纸、大白纸、小白纸、迷信用钱纸、锡箔、各种神马纸;糖类有红糖、白糖、冰糖、核桃糖、花生糖;矿业有水银、铁、银朱、铅;食品有挂面、饵丝、各种糕饼;文化用品有印刷、刊刻、绘画、裱褙;其它如制革、硝皮、靴、鞋、帽、成衣、刺绣、鞍、缰、丝辔头等等。因此,还有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等省商人,接踵而至,经营项目多种多样。各显身手,均能将保山工农业土特产品收购,运销国内外各地。

    当时,永昌的蒟酱,年产甚多,运销缅甸、泰国(暹罗)及国内各地。而由缅甸运入的大山茶、猛库茶为数甚巨,除供本县人民饮用外,大量运至下关,转赴中甸、维西,直至四川昌都一带,供藏族民众制作酥油茶,还运销昆明各地。因芦子与茶叶贸易量大,故在南门内设有芦茶店(在今红旗印刷厂内)。其他旅店、堆店、商号、则布满城乡,颇称繁盛。明清时期在保山城内及城郊先后存在过“十大会馆”,对繁荣经济,促进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民国时期,民国二十七年(1938)滇缅公路通车以前,由于门户开放,舶来商品(俗称洋货)自印、缅涌入保山,商业市场为之突变。促使工商业趋于分立之势,遂有专业商邦出现。保山一地,有“腾邦”、“庆邦”两大商邦集团。叱咤风云,垄断市场。其经营特色,“腾邦”以花纱为主,面向印、缅、南洋,并进口洋货;“庆邦”以布匹、百货、土杂为主,面向国内各省市,城内设有“庆丰”、“庆昌”、“福顺”等堆店、货栈。同时,本地商人不甘落后,亦比肩崛起,自立为邦,称“保山邦”。

    运输方面已发展为组织长途大邦骡马或黄牛,每邦数十匹至数百匹不等。来往于昆明、下关、龙陵、腾冲、印度、缅甸道上,承担艰苦运输。因此,保山城乡皆有客店、马店、堆店之设立。赴相邻各县仍有行商、走贩、肩挑背负及小帮牛马运输络绎不断,以辅助大邦之不及。当时工商业之最大经营特点,有大商扶持小商,小商依赖大商,互为生存。如“零售批发”、“赊新给旧”,为其具体表现。保山成为集散中心。因地处要冲,商品丰富多彩,市场较为繁荣。

    古道上的商队

    古道上的商队

    抗战开始后,滇缅线顿增繁荣,尤当沿海口岸相继沦陷于日寇,赶修滇缅公路,民国二十七年(1938)全线通车,从昆明经保山达缅甸腊戌,全长一千余公里,与铁路相接直通海航,成为中国当时的唯一出海通道。自滇缅公路通车后,保山工商业发生巨大变化。国立、省立商业银行、公司、商行及国家运输机构相继来保设立。外籍工商业者,或因避战祸,而涌集保山,戏院、剧场、电影院、公司、商行以及大型饭店、旅馆尤如雨后春笋,应时而纷纷出现。

    滇缅公路通车以后,继之保腾、保云等公路筑成,四通八达,运载效力增高。对缅贸易,因公路改道龙陵、芒市、畹町,直趋腊戍与铁路相接,交通更为便捷。工商贸易量飞跃上升。从事商业贸易之人,牟利甚高甚快,发财致富尤易。一时,弃农经商、弃业经商、公教人员兼营商业、投机倒把、走私贩毒诸现象成为常态,触目惊心。

    国内巨商大贾云集云南,昆明成为主要集散中心,保山成为转输要地。滇缅线有上海邦、云南进出口商及印度商人的车队,不断运入棉花、棉纱、布匹、染料、西药,百货、石油,五金器材等商品和其他抗战物贤,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保山热闹非凡,商贸空前发展。

    保山地区是滇缅印贸易的主渠道,腾冲、保山是主要的集散商市,以腾冲商家占绝对优势,商号遍及中、缅、印许多城市,和顺乡成了出国经商的著名侨乡,有人曾称腾冲城是“小上海”,称保山城为“小北京”,可见当时的繁荣。

    清末时期的腾冲集市

    清末时期的腾冲集市

    保山商贸市场:据民国二十年(1931)统计,县城较大商号有99家,其中保山商有45家,腾冲商27家,大理商18家、鹤庆商9家,外省商9家,盛称一时的有“腾邦”、“庆邦”、“保山邦”,而腾、庆两邦的经营实力比保山邦及省外雄厚得多。

    民国三十一年(1942),日军侵占缅甸、德宏、腾龙边区,由水陆两面封锁中国,滇缅线被切断两年多,滇缅印贸易暂时中断。当时,我国处于与世界各国仅以空运相通的危难时刻。中国远征军同美国盟军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冬从印边出击日军,民国三十四年(1944)八月攻克密支那,赶修从印度雷多至密支那的公路。九月克复腾冲,十一月克服龙陵,民国三十五年(1945)初克服畹町,一月二十七日全部肃清侵占滇、缅日军,恢复了滇缅交通线。同时,赶修从保山经龙陵、腾冲至缅北的“保密公路”,与“雷多公路”相连接,1945年以毛路通车,滇缅印贸易重新恢复,但不如滇西抗战前。

    抗战以后,保山工商业形势变化极为迅速。军政商杂人员云集保山,整个商业体系处在变幻莫测的新金融浪涛冲击中,一般中小商贩,为谋求自身生存,遂有合伙、合股、官商合办或组织股份公司,或扩大经营项目,以适应新兴事业浪潮趋向,也是中小商贩应变之唯一措施。《保山历代工商业志》记载:当时城区有商业237家,工业(及手工业)223家,饮食服务业105家,运输业10家,迷信业11家,影剧院3家,中央和地方银行13家。但因缅甸市场受战争破坏较大,滇缅印贸易一时难以全面恢复,加上国民党政府乱发钞票,保山市场商品不足,物价飞涨。大米每百市斤,由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6元多(半开)增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的10万元(国币),民国三十七年(1948)增至190万元。鲜猪肉每百市斤,由民国十九年(1930)的20元(半开)增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的5万元(国币),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增至国币460万元。通货一再膨胀,严重影响到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整个社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责任编辑:杨永明)

    注:档案保存于保山市档案馆,摘自《史记》,《新编云南通志》,民国《保山县志稿》,馆藏档案。

    责任编辑:钱秀英 编辑:段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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