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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档案:光尊寺——南诏王的家庙

2016-10-27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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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光尊寺

光尊寺位于隆阳区板桥镇东北,世科村后的五凤朝阳山,是板桥镇最古老的建筑群,也是保山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同时,光尊寺又是保山典型的“三教合一”的寺庙群,是见证南诏、大理国辉煌历史和永昌灿烂文化的历史文化遗迹。它体现出中国文化注重和谐、兼容相互渗透、和而不同、多样统一的特点,更显现了中原文化与边地土著文化(哀牢文化)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永昌文化地域性的特征。

《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永昌郡,古哀牢国。”永昌(保山)在西汉以前是古哀牢地。而南诏则是在唐代——以今大理为统治中心的新崛起的地方独立政权。南诏统治民族为哀牢后夷,无论是正史或野史,当朝或后世都有记载,是有渊源和历史根据的。

《蛮书》、《白古通纪》、《南诏野史》等史籍中,都记载:“南诏”本“哀牢”后夷。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今大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徒,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这些“随畜迁徙”的“昆明”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大部分从澜沧江以西向东集中迁徙到了洱海区域,今大理州一带的考古资料充分说明了这点。这些“昆明”人,他们的祖先就是哀牢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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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光尊寺

在东汉时期,永昌郡辖不韦(今保山)、嶲唐(今云龙县漕涧)、云南(今祥云、弥渡)、邪龙(今巍山、漾濞)、叶榆(今大理)、比苏(今云龙、兰坪)、博南(今永平)、哀牢(今腾冲、龙陵、德宏州、临沧地区),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生活在这广阔地区里的濮、越、昆明等哀牢民族,有“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显然生话在叶榆(今大理)一带的哀牢民族,追述其祖先的发祥地是哀牢国中心地——永昌(保山),尤其到了三国(蜀汉)章武初年(公元221年),国家鼎立,地方纷争,永昌郡也处于乱世之局面。于建兴三年(225)三月,诸葛亮的军队南征平息南中诸郡后,设立了云南郡(治所今祥云等),将永昌郡功曹吕凯举荐为云南郡太守,同时从永昌郡“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治所今祥云)、建宁(治所今曲靖)界,以实二郡”。这些落籍于云南郡的永昌濮民更不会忘记其祖先是哀牢夷,因此,唐南诏崛起以后,有许多史籍记载说南诏先民是哀牢夷。  

《保山县志稿》记载:“南诏为哀牢之裔,唐初望于蒙舍。自澜沧以西渐侵至蒙舍,”永昌地是哀牢夷的基地。

哀牢主要部族自腾龙移居永昌,后迁至蒙化。蒙化古为邪龙县地,叶榆蛮部族所据,与哀牢夷混血,为南诏民族,也称蒙舍诏。六诏之中的蒙舍诏兴起于巍山,经其首领细奴逻及其后代逻盛、盛逻皮、皮逻阁的苦心经营,日益强大起来,后称南诏王。在唐朝支持下灭了洱海以南白蛮的勃弄诸地,唐朝授巍州刺史。后成为洱海地区最大的诏主,唐朝授皮逻阁特进越国公,赐名蒙归义。后征服河蛮,灭了五诏在洱海地区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南诏国,筑太和城(今大理)为国都。

开元十四年(726)南诏王盛逻皮卒,子皮逻阁立。盛逻皮在位期间,讨定澜沧江以西永昌地区。

开元十七年(729),南诏大军将张罗疋立功,唐朝封为永昌都督。

开元二十二年(734)晚春,唐玄宗《敕剑南节度使王昱书》说:“近得卿表,知蒙归义(南诏王皮逻阁)等效命出力,自讨西蛮……诸部所请朝贡及蒙归义立功,若合行赏,岂有不来”。四月,皮逻阁派使者到长安朝贡,玄宗发敇书慰勉并赏赐绢帛彩衣。开元二十六年(738),受唐朝封为云南王。

最早见唐窦滂《云南别录》记载:“(开元二十六年九月)戊午,册南诏蒙归义(皮罗阁)为云南王。归义之先,本哀牢地。”唐樊绰《蛮书·六诏》说:“蒙舍,……贞元年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也。”《旧唐书·南蛮传》:“南诏自言本哀牢后。”《新唐书·南蛮传》说:“南诏,……本哀牢后,乌蛮别种也。”《通鉴·玄宗纪》说:“归义(皮罗阁)之先,本哀牢夷后。”又骆宾王《姚州道破逆贼柳诺设弄杨虔露布》和《破蒙俭露布》也说“浮竹遗胤,沉木余苗”;“木化九隆,颇为中国之患。”蒙俭,即《王仁求碑》所说的阳瓜州刺吏蒙俭。南诏世居蒙舍川(今巍山带),其地即阳瓜州,阁罗风、风伽异并为阳瓜州刺史,可见蒙俭亦为南诏先辈之一。又《白古通纪》记载:“低牟苴,一作蒙迦独,分土守于永昌之墟。其妻摩黎羌,名沙壹,世居哀牢山下。”《南诏通纪》记载:“(哀牢国),其先有蒙伽独,妻摩黎羌,名沙壹,居哀牢山,捕鱼为生。”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记载:“蒙氏细奴逻,本哀牢人,后徙蒙舍川。”正德《云南志·卷六》记载:“有细奴逻者,亦哀牢之裔。”《南诏野史》记载:“九隆氏,哀牢山下。”《白国因由》记载:“其第九子与母茉莉羌同处,其母见邻居不可共处,移居哀牢山下。”《蒙化县志稿》记载:“倮倮(今彝族)有二种,一种即古之罗罗摩,为哀牢九族之一,唐南诏细奴罗之后也。”这些史料均是唐、宋、元、明、清各代关于南诏系哀牢后夷的官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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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光尊寺

不过这些记述,均追踪于一个“源”——著名于中国西南的哀牢“九隆传说”故事,后随着哀牢夷(主要是昆明族和濮族)进入洱海区域,成为了南诏的主体民族,即统治者,将广泛流传的“九隆传说”载入了南诏的史册。同时随着佛教的兴起,“九隆传说”也被染上了佛教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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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戏台

由此可以看出,南诏统治民族既对自己祖先“九隆传说”的崇奉,也对佛教的信仰,这也充分说明了南诏统治民族认为自己是哀牢后裔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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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阁

另外,从生活习惯上也可看出哀牢与南诏的关系。《永昌记》说:“哀牢王出入射猎,骑马,金银鞍勒,加翠毛之饰。”《后汉书纪·和帝纪》说:“永和六年(94),永昌夷献犀、象。”可见哀牢人的生活习惯是善驯养马、象等动物的。而南诏民族呢?据《蛮书·条教》说:“(南诏)每家有丁壮,皆定为马军。”“凡试马军,须五次上,……试过有优给。”又《蛮书·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国》说:“十五日至安宁城,城使段伽诺出步军二百队,马军一百队,夹道排立。……十九日至曲驿,镇使杨盛出马军一百三十队,步军一百七十队,夹道排立,带甲与二百人行前”。由此可看出,南诏民族也象哀牢民族一样驯养马、象,均把它作为一种生产工具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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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大佛殿

唐开元中后期,南诏王皮逻阁征服了洱海周围各诏,继而向西开拓,以永昌(保山)为基地统一西部,至天宝二年(743),为了强化对西部的军事、政治和思想统治,亲自率兵南进永昌,在太保山下修筑了拓榆城,派节度使驻管。同时,选在世科村东山坡五凤朝阳山(又称小梁山)修建祖祠(光尊寺前身),也就是家庙,作为祭祀祖先处,后定名为“光金寺”。南诏王皮罗阁成为光大西方尊神佛法而在祖塬地建庙宇,让子孙们祭祀供奉祖先。

唐天宝九年(750)皮罗阁之子阁罗凤任南诏王时,军事和物质力量逐渐强大,不愿附合唐朝,开始反唐,东边出兵兼并滇池地区,西南迁移当地白蛮二十余万户到永昌发祥地落户。并扩建家庙光金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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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楼

唐贞元十年(794)南诏王(第三代)异牟寻之子寻阁劝到剑南西川(今四川)与节度使崔佑时谈判成功,南诏重新归附唐朝,德宗(李适)皇帝派遣使者袁滋前来大理,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取得合法地位。“贞元(785-804)间,异牟寻徙剑川、野共川、弄栋蛮于永昌……永昌渐成南诏西部边境的重镇”(樊绰《云南志》卷五)。历代南诏王都承认南诏是哀牢九隆氏的后裔,南诏王异牟寻、世隆等相继来保山坝建了哀牢祠、宝山寺等祠寺,多有“以示不忘本祖(哀牢王)之意”。

南诏统一云南之前,云南的少数民族都是信仰原始宗教,如巫鬼教,有政教合一的首领鬼主。这些民间的鬼神信仰,来源于对自然力的敬畏和对祖先的崇拜,民间各式各样的鬼神信仰,是中国民俗文化的根基所在。南诏建立后,分散的原始宗教不适应统一政权组织的需要,因此,佛教在传入中国后,经统治阶级的利用、提倡,很快传播开来。唐朝是中国佛教传播的鼎盛时期,佛教成为当时民众的主流思想信仰,尊佛崇佛的现象己很普遍。因而在各地广建佛寺,当时永昌除金光寺外,同时修建的还有金鸡寺、卧佛寺等。证明南诏受唐文化影响十分深远。

南诏蒙氏传至舜化(902),唐玄宗天复二年郑买篡位,号长和国。传三世,又被赵善政所簊,号天兴国。后又被杨干贞废而自立,号义定国。

“(后)晋高祖天福四年,段思平逐杨干贞,杨干贞败后,挈其妻子奔永昌郡,段思平遣兵追之,至万箭树,干贞自缢而死,思平俘其亲属”(《南诏野史》),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段氏建立的大理国亦先得永昌地,仍置永昌节度,后改设永昌府。郑、赵、杨三姓相承,不过35年,虽屡易主,似无大扰,疆域悉承南诏旧制。

到大理国时,段氏仍将光金寺视为祭祀祖先的家庙。光金寺得到重修和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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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门

至宋宝祐元年(1253)元世祖忽必烈亲征大理,攻下大理后,大理国归附了元,设立大理总管。《滇云历年传》记载:“明宗天历元年(1329),授段俊为云南行省中书平章政事。”平章是一种官职,始于段俊,后有段光、段功。“光金寺”仍由段俊(平章)继管,再次扩建光金寺,翠微楼以北曾为段俊(平章)的花园,占地8亩。

到明朝永乐四年(1406),建文皇帝到了光金寺,对当时主持提出了“融儒佛道为一体”的发展思路和建议。住了三天后渺无音讯的离开了光金寺,走后主持和寺内的和尚才知道他是前任皇帝,但又不能言传,为铭记这位落难天子对光金寺的关怀,于是就将光金寺改为光尊寺,一直延用到今天。(责任编辑:杨永明)

注:档案保存于保山市档案馆,摘自《华阳国志·南中志》,民国时期《保山县志稿》,肖正伟著《哀牢探秘》,馆藏档案。

责任编辑:钱秀英 编辑:姜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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