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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在永昌的驻军

2016-08-31 17:14 baoshan.cn

公元十三世纪,大一统的蒙元王朝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因征战而起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最为纷乱和繁杂的时代,但因元朝“重武轻文”,加之明朝“集毁案犊”,致使后世关于元代民族迁徙的研究史料多有阙如,民族迁徙寻根浩渺,行踪难觅。

史载,公元十至十二世纪,曾统领华夏北方二百余年的“大辽”主体皇族“契丹人”有百万之众。到公元十三世纪蒙元称制时,也仍有数十万契丹人投身于“征行军民”中。但自明朝建制之后,作为单一主体民族的“契丹人”突然消失于史乘中,其族群流向和后裔行踪成迷。后经诸多史家研究认为,辽朝的没落和元朝的败亡不大可能使一个百万之众的主体民族“契丹人”完全消失,只不过是其后裔逐步分散或隐没于其他民族之中,这种若隐若现的民族融合过程确实值得史家严谨推敲和认真研究。

就此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关于“契丹后裔落籍云南滇西”的学说曾引起过学界持久的关注,诸多先辈对此曾做过深入研究,并就族属流向的问题取得了一致地认同。但与此同时,一些细节上的疑问和争议也同步持久地相随。为进一步释解这一疑问,笔者结合地方志史料中有明确指向的一些相关知识再作此次补充研究。

元灭大理国及之后在滇西的军事动向

宪宗初年,蒙古王朝采纳了金国降将郭宝玉“用西南诸藩夹击中原(南宋)”的征战策略。三年(1253年),蒙哥汗派遣当时尚为诸王的皇弟忽必烈南下远征大理。是年,忽必烈率军从蒙古南部入宁夏入甘肃,经六盘山,结集于临洮(甘肃南部),然后进入四川西北部,在松潘地区汇合四川部分藩汉军,统军10万,号50万,分三路以进。当其时,东路军由诸王抄合、也只烈率领,由四川会理至攀枝花渡口进云南姚安,途中与大理权臣高氏军队遭遇,激战而胜之。西路军由大将兀良合台率领,沿吐蕃界向南,渡金沙江,到中甸,入丽江,丽江酋长迎降,后又率军从剑川趋大理。忽必烈亲率主力中路军,过大渡河“经行山谷二千余里”,道多险阻,留锱重后经西昌入盐源,在金沙江以轻骑“乘革囊及伐”以渡江,入永胜,至丽江,经剑川、鹤庆与兀良合台军汇合,并由上关进逼大理城。十二月,城破,大理权臣高祥被杀,大理国主段兴智逃往滇池地区。

1254年春,忽必烈原路班师北还,留兀良合台镇云南并继续率军东进。是年秋,元军攻破押赤城(今昆明),俘获大理国主段兴智,兀良合台把战况报蒙哥汗,蒙哥下诏,释段兴智招抚不杀,以安其民。此后,兀良合台在段兴智的协助下挥军进入滇东,平定乌蛮、白蛮三十七部。次年,兀良合台之子阿术分军征赤秃哥儿(贵州西部)、罗罗斯(四川凉山地区)、滇西永昌白夷等地。宪宗六年,率兵出乌蒙(云南昭通),趋泸江,破秃剌蛮三城(四川境内),在马湖江(四川境内)大败宋将张都统三万兵,夺其战船二百艘,抵合州。经过二年多的争战,元军在云南及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等地共平五城、八府、四郡和乌蛮白蛮等三十七部。至此,云南遂平。

宪宗七年(1257年),兀良合台“遣使献捷于朝,且请依汉故事,以西南夷悉为郡县”。蒙哥汗依兀良合台建议,在云南设置郡县,加封兀良合台“大元帅”官衔并授银印,还镇大理。同年,元王朝还封授旧主段兴智为“大理总管”,统爨僰军,并在云南设置了十九个万户府,万户以下又设千户、百户等。

此时,元朝在西南大理地区设上、下两个万户,大理上万户府领太和(今大理古城)三千户所、德源(洱源邓川)千户所、浪穹(洱源北部)千户所、谋统(鹤庆)二千户所、义督(剑川)千户所、蒙舍(巍山)千户所和永平千户所。下万户所领赵睑(即赵州,今凤仪一带)千户所、品甸(云南驿西弥渡县)千户所。其中永平千户于元宪宗七年(1257年)从永昌分设,隶属大理上万户。

这一时期蒙元王朝对云南的经营,其最初的出发点是剑指南宋,因此,在攻占大理后,蒙元军队及大理降军(因降在灭南宋之前,故称汉军。而其后由土酋率领归附的则称“新附军”、就地从民户中抽佥的称“爨僰军”)的用兵方向主要是滇东和滇东北以及四川、贵州等地。元宪宗八年,蒙哥汗亲自率领蒙古军攻入四川,其遣使谕兀良合台率军取道长沙,期以于次年正月与忽必烈军会于鄂州(今武昌)。当是时,大元帅兀良合台从云南发兵时却只能从蒙古军队中抽调出三千精骑,其余军士只好下令由大理总管段兴智调集“爨僰蛮兵”二万人随征。这支蛮兵进广西、过南宁、入贵州、进湖南,最终于是年十二月进至鄂州(今武昌),与忽必烈军合。——这一举措正是当年郭宝玉谋定的利用“西南诸蕃夹击南宋”的“斡腹之举”。只可惜,当年蒙哥汗命薄,不幸在亲率中军进四川攻钓鱼山时阵亡,元军主力受挫,南北夹击灭宋大计暂告失败,忽必烈与兀良合台军只好撒回长江以北。

从这些史料中可知,在元朝中统元年忽必烈称制之前,蒙元王朝经营云南的策略只限于“用西南诸藩夹击中原”的既定方针,其用兵重点是“东进”征战南宋。——元军无暇顾及滇西,特别是澜沧江以西的大片广袤土地。

元代在永昌的驻军情况考释

关于永昌府的地形,旧志载:“沧江怒水为襟带于东西,九隆三崇作屏藩于左右,据八关二堡之形势,扼三宣六慰之咽喉。”——地势之要,为历代兵家所重视,其汉开“不韦”,设永昌郡;南昭、大理国时期西开“寻传”(腾冲以西),设永昌节度(府)。从民族族别角度而言,在元朝以前,其地有“土蛮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骠、曰解、曰渠罗、曰比苏。即今滇西之傣族、布朗族、彝族、阿昌族、傈僳族、景颇族、佤族、德昂族和缅北的缅族、禅族等。

史载,宪宗四年,兀良合台平大理后,曾分兵继征白夷(摆夷)等蛮,金齿白夷相继纳款。七年,金齿、骠国二部酋长内附于永昌,始立三千户所,隶大理万户府。对照之前“大理上万户府”的设置,元初在永昌设“三千户所,分永平千户”的记载正好证实了因澜沧江之西“二部酋长内附而设三千户所”的史实,即江以西的金齿、骠国设二千户所,其治在永昌、腾冲,同时又从旧永昌府分出在江以东立“永平千户”,合称“元初永昌三千户”。也正是此时,元王朝的版图和势力因“土酋内附”而向西延伸至腾冲、芒市地带。由此可以证明,在元朝初期,作为入侵民族的蒙古帝国,其在滇西的驻军至多只到达澜沧江以东的“永平千户”,而澜沧江以西的二千户尚属“羁縻”性质,谓之新附的“明义军”。

这一结论同时还有两条史料可以佐证:《元史·地理志》载,世祖中统初,金齿、白夷诸酋,各遣子弟入贡,(始)立安抚司以统之。《元史·本纪》又载,中统二年,敕以贺天爵为金齿等国安抚使,库琳拜(也译作忽林伯)副之。其职责仍是“慰安其民”。——因史料原文中说“慰安”,而未言“征讨”或“镇戍”之事。因此,安抚使的进驻事实上是履行民政性质的职责,而非军事占领。也由此说明,此时的滇西永昌大地上除内附土酋本身的蛮兵“明义军”外,永昌大地上有“吏”而无“军”。同时,《保山县志稿》也进一步确认:贺某(天爵)为初任金齿安抚使者也。其史载的职责有三:“和辑降民”、“条具民政”和“参与军需调度”。

公元1263年,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在中原称制并改元“至元”后,元朝才开始考虑对云南行省的经营。至元四年,封皇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住镇大理,镇抚云南“五府”,其中就含澜沧江之西的金齿等处。同时,还遣河北大名路达鲁花赤(“督军元帅”的蒙古语音译)爱鲁带领卫士随忽哥赤出镇云南。至元五年,爱鲁“从云南王率军征金齿诸部。蛮兵万人绝缥甸(今陇川)道,击之,斩首千余级,诸部震服。六年,再入,定其租赋,平火不麻等二十四寨,得七驯象以还”。七年,爱鲁正式改任“中庆路(昆明)达鲁花赤,兼管爨僰军”。至元八年,云南王忽哥赤被“三十七路都元帅”宝合丁毒死。这一事件促使忽必烈在痛失皇五子后,反思对云南的镇抚之策。于是,至元十年,下诏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行省云南,命“优抚之”。同年底,赛典赤遣中庆路达鲁花赤爱鲁疆理永昌,追涮民户,增田为多。

至元十四年,因金齿千额(干崖)总管的内附,缅人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驻军之寨)于腾越永昌之间。当时,行省赛典赤正好诏令大理蒙古千户忽都、大理总管段信苴日(段实)等伐永昌之西腾越、蒲蛮、阿昌、金齿等未降诸部,此时恰好驻军南甸(今梁河),遂令众将率军千人迎战,并大败缅军五万。——此役被后世称为“元缅首战”,是一场机动部队和方面军的遭遇战,结果是千人元军因灵活机动的战术而战胜五万缅军,也由此而奠定了之后元朝大规模兴兵征战缅甸的信心和决心。

以上史料得知,在云南王忽哥赤及赛典赤治滇期间,中庆路达鲁花赤爱鲁、大理总管段信苴日、蒙古千户忽都等曾先后多次深入永昌腹地,甚至缅北地区,以兵威降服金齿诸部,并定税赋、增田亩,这些措施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延伸了元朝在滇西甚至缅北地区的军事存在。但就其方法而言,却仍然属于机动性军事征讨和军事管制范畴,其目的是使未降诸部臣服纳款,其间并无批量固定住军增设的记载。

至元十六年,云南行省赛典赤长子纳速剌丁出任大理都元帅。其以军抵金齿、蒲骠、曲蜡、缅国等,并顺利征战到缅甸江头城,此役招安夷寨三百,籍户十二万二百,定租赋,置邮传,立卫兵,归以驯象十二入贡。——从这年开始,因邮传、寨所的设置,滇西永昌,特别是怒江以西地区始有部分元军进驻,其安营扎寨之所多为关、哨、塘、汛等处,其驻军队方式主要以行省兵派驻为主,军种有行省赛典赤的随军部队“探马赤军”、大理总管段信苴日的“爨僰蛮军”和其它归附土酋之本土乡丁等三种类型,但驻军人数却仅限于邮传、关隘等,人数较少,且仍属强化和充实原“永昌三千户”的范畴,尚未增加独立建制的驻军部队。

至元十九年,云南行省报请中央王朝正式征缅,驻云南的诸王相吾答儿(蒙古人)、右丞太卜、参政也罕的斤(回回人)等从中庆(昆明)率军西征,大理总管信苴日率所部爨僰军迎师至永昌,病卒,以其弟段忠代行军务。二十年,征缅军拔江头城、太公城,缅国投降。二十一年,摄于军威的金齿十二部皆内附,元王朝首次在缅甸境内和滇西金齿多地设宣慰、宣抚、安抚等使司,并命译使、平缅招讨使怯烈(西域人)的多个部将率军五千人移镇至缅甸。——从此时起,由译使、平缅招讨怯烈及参政也罕的斤率领的多路探马赤军和部分汉军首次镇戍到怒江以西的金齿诸部,甚至驻军到缅甸中心地带的蒲甘地区。这也是导致保山从前沿变成了后方,元朝把镇康(今临沧)、建宁(今芒市)两宣抚司合二为一,从三品,设治永昌。至元二十八年再次合并大理部分区域而设“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从二品,治永昌,下设路、甸不等。

在此之前至元十七年,元世祖忽必烈采纳了云南行省官员张立道的建议,拟册封忽哥赤的长子也先贴木儿为“云南王”。当是时,因也先贴木儿正随诸王相吾答儿在征缅行军途中,因大军返回时受到金齿诸蛮伏击和阻道。元廷遂诏令此时正随四川行省也速带儿征战罗必甸(今罗平)的契丹名将、太傅耶律秃花之曾孙耶律忙古带率军转任云南都元帅(治在祥云县),并将其军征深入滇西,伐金齿、白夷、答奔诸蛮,此时的蛮兵沿途设伏险要之处,忙古带奋击之,凡十余战,始达缅境,开金齿道,迎回也先帖木儿任云南王,事在至元二十一年。由此时开始,因契丹人忙古带的战争疏通,平缅招讨使怯烈率军驻守沿线关塘哨所,致使元军传驿从缅甸蒲甘直通川蜀腹地。

也正是这一年,在云南行省军深入缅甸战区征战正酣之际,永昌金齿等地诸蛮再次发生叛乱。因此,四川、云南行省再次申请增兵镇戍金齿。《元史·世祖本纪》云:四川行省言金齿遗民尚多未附,以药剌海将探马赤军二千讨之。《元史·镇戍志》则载:十月,增兵金齿国。以其地民户刚狠,旧尝以汉军、新附军三千人戍守。今再调探马刺、蒙古军二千人,令药剌海率赴之。——由这则史料可以充分看出:至元二十一年以前,永昌之驻军仍为“元初三千户”。其军种则只为汉军和新附军。其中,新附军当为金齿、骠国二部酋长内附的“明义军”无疑。汉军则包含大名路达鲁花赤爱鲁、参政也罕的斤的少数留守军和“大理总管”段信苴日统率的降附军(因段氏降于元朝灭南宋之前,其所率之军当划为汉军之列)。但至元二十一年后,因西川药剌海两个千户所军的入驻和镇戍,使永昌此后的驻军军种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有“蒙古军”驻入;二是有被称作“回回军”的探马赤军入驻。加之之前镇戍的汉军和新附军,元代永昌进驻的军队几乎涵盖了元朝军列当中的所有四类军种。

至元二十三年,因缅王蔗子囚杀国王而发生判乱,云南王派驻缅甸的部分命官被叛军杀害。忽必烈决意再次遣兵征缅。此次元朝最大规模的征缅战役,先是指令皇孙、云南王也先贴木儿为达鲁花赤(总督军)、西川万户张万家奴为招讨使(副都元帅)率先出征;接着又以湖广统帅李海剌孙为参政,以契丹人耶律秃花之孙、耶律忙古带之叔、太傅满秃答儿为都元帅总帅大军,次第进发。其中,出征总兵力为:招讨使张万家奴所率之前征亦奚不薛(贵州西部)的西川军及湖广阿里海牙军共五千,与云南行省之前的征缅军先行出发;满秃答儿率四川军五千,抽调驻云南的探马赤军一千,李海剌孙所率探马赤军一千,南宋襄樊降军、亦乞不薛蛮降军和部分爨僰军(统称新附军)五千;云南省臣爱鲁新征的通白夷金齿道路、语言之新附军一千,由征缅都元帅秃满答儿率领,先会师永昌,再次第征缅。《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四年八月,以李海剌孙为征缅行省参政,将新附军五千、探马赤军一千以行;仍调四川、湖广行省军五千赴之。召能通白夷、金齿道路者张成及前占城军总管刘全,并为招讨使,佩虎符,从征。以脱满答儿为都元帅,将四川省兵五千赴缅省,仍令其省驻缅近地,以俟进止。是年十二月,诸将征进,缅人诱使深入,大军失利,丧师七千,缅甸始平。此次战役,史载招讨使张万家奴战死军中,其子承袭万户,仍随云南王也先帖木儿。契丹将领秃满答儿所率之军进到缅甸腹地之后,元朝诏令一同受云南王节制。

至元二十八年,因金齿及缅甸诸部多处内附,元王朝在缅北地区增立府、司等行政军事机构,因而升格大理金齿等处安抚司(从三品)为宣慰司都元帅府(从二品),同时任命段信苴日之子段阿庆、爨僰蛮兵土酋杨福、契丹将领忙古带(接替其叔秃满答儿)任都元帅(从二品)。也正是这一年,元朝皇庭采纳云南省臣官之言:金齿、缅国诸蛮夷民多变、地旷远,不便于驻军镇守,可裁军而册封土酋为长以羁縻之。因此,《永昌府志》载:至元二十八年,改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虎贲士二千人屯田,官给牛种农器。

大德四年(1300年),缅国诸部再次发生内乱,中书枢密院再奏征缅事。皇庭诏令发兵一万二千人,令宗王阔阔,云南平章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等领之,发军中庆,期至永昌,行军入缅,至马来城,大军围城两月,终不能下,后因诸将受缅人贿赂而撒军。至是,枢密院省臣再次进言:缅国地远,自先朝以来多次征伐而时服时叛,军久住而乏,宜令其土官为长而羁縻之。大德六年(1302),元朝罢征缅行省,“遣征缅回军万四千人还各戍。”——元朝大军撒回,蒙古官员军士随之反朝。此后,元朝对怒江以西的金齿、缅甸地区凡“有所督,委官入其第,交春即还,避瘴气也”。——由此可知,终元之世,元朝对怒江之西地区的行政统治始终存续,但驻军的军士力量已以“羁縻”的方式转移到地方“土官”手中,成为了“土司”制度下的羁縻地区,这也就是后来“麓川”蛮兵一支独大,致使元、明、清三朝不得不多次出兵征战的前因。而怒江以东的永昌则终元一代始终有元朝的正规建制驻军屯戍,亦即传续至明洪武十五年率众降附的元永昌万户阿凤之军。

至此,关于元代在保山的驻军,明代万历《云南通志》对驻军旧址的载述已十分清楚:“明义军万户府址,在城府清宁坊东(今保山城三牌路下,约九龙东门位置),后为左千户军营。四川军万户府址在诸葛营后(今汉营村),万历时已属农人居之。蒙古军千户所址在金鸡村后(今金鸡陶官村,遗址尚有“营门口”、“老营”等地名),万历时已属农人居之。回回军千所址在法明寺东南(今太保山脚清真寺处),后为中左千户军营。爨僰军千户所址府城正中坊(今大北门位置),后为右千户所军营”。天启《滇志》又说:“俱建自元(朝),国(明朝)初俱废”。

通过以上对元代征战资料的考证,元代在保山的驻军,先是元初宪宗七年所立永昌“三千户”(也称下万户),因其属土酋内附归义的性质,故实称“明义军万户府”,后因改设州府郡县,驻军压缩而改为左(小)千户,到至元二十八年时,此千户已并入宣抚司转为民政职能,驻军不复存在。至元二十一年,西川军都元帅药剌海率领镇戍的探马赤、蒙古军(《元史·本纪》载)二千户,其中,蒙古军千户驻金鸡村,因蒙古军亦营亦家,从后来的“营门口”及“老(小)营”等地名看,此一千户当有家属同来。回回军千户驻太保山下,今有保山清真寺设于此,其亦当有家属前来,并确有后人生活繁衍于永昌,此千户当为永昌今之回族之先民。四川军万户府当于至元二十四年因征缅军都元帅秃满答儿、张万家奴、李海剌孙等率军一万七千人出征而临时入驻,是四川、湖南、广西军户临时集结整编地,其或有留守、或有返程驻军或少数后勤军需官留居,故后降为左(小)千户,至明时已为“农人所居”。爨僰军千户所最早当为至元五年云南省臣爱鲁率少许留守,至元十九年段信苴日率军与诸王会师并卒于永昌,至元二十一年合并大理金齿二宣抚使为一,并迁治于永昌,二十八年升格宣慰使司,段信苴日、段阿庆、段忠等段世一宗始终任职“都元帅”和“大理总管”之职,并有大量爨僰驻军,因此,此千户所当为段阿庆的直系部队,其驻军即便到了元末亦仍然为右(大)千户所址,这说明,终元一朝,大理金齿都元帅段氏一直保持着地方土军实力。——至此,元代在保山的驻军及变迁情况已较为明晰。

关于元代永昌驻屯军民的族属辨析

如前所述,元代在保山的驻军,“明义军”万户府(又称元初“三千户”)、回回军千户所、爨僰军千户所所屯之军民的族属指向十分明确,当为元代的百濮、百越、氐羌(乌蛮)之土著蛮兵和外来迁入之回族探马赤军,其中,回族军参用蒙古军制,当有随军家属前来。

余下确需考辨的当为蒙古军千户所和四川军万户府两处军民之族属问题。

众所周知,元朝军队“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皆蒙古人为之。”其军制严格按照种族制度之规定来规范军种和军制格列。《经世大典·序录》及《元史·兵志》载:“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又说:“既平中原(女真金国),发民为卒,是为汉军”、“继得(收编、整编)宋兵,号新附军”。从蒙古皇权建制的出发点而言,其整个王朝都根据族属归附的先后顺序而把民族和军队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维系其军队的征军方式为:凡蒙古人,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皆按“万户、千户、百户”建制编八军户从军,但凡征战,家属随军前往,谓之“亦营亦家”。之后随着西征臣服西夏、回鹘、唐兀等西部诸国后,参照蒙古军列,划定编户从军,称作“探马赤军”。灭金以后,因所统军民之数急剧增涨,蒙元王朝改变了征军方法,即把中原军民划籍为“军户”和“民户”,民户纳税、军户从军,军民户相互捆绑组成“贴军户”,并在中原特设“汉军万户”,由“宣差”、“太傅”、“秦陇帅”、“也可那延”耶律秃花家系率领,并由各统军“奥鲁”在原金朝统治区居民中签征壮丁,视为汉军,被签发征军人户称为“汉军户”。元灭南宋之后又陆续收集和整编了一些南宋降军,这些降军皆按其降附时的编号继续建制,切分到各汉军万户的统率之下,称之为新附军,其中有家属随从者便称为“新附军户”。另外,元朝实行的是世兵制,其规定:“天下既平,尝为军者,定入尺籍伍府,不可更易”。这一确定军籍的事项主要集中在两次:一次是灭宋之后大量收编宋军时的至元十六年;一次是规模性的主要战争基本终结时的至元二十八年,亦即永昌二千虎贲士“军”转“民”籍的这一年。元朝规定凡军户一旦划定就得世代为军,每军户必须出成年男子到军队服役﹐父死子替﹐兄亡弟及﹐世代相袭,不得更改。其中,蒙古军、探马赤军实行“亦军亦营”,家属随征随屯。汉军、新附军实行佥军抽丁制度,军需由与之相捆绑的多个贴军户补给,一般没有家属随军。为激励将士征战,元朝还规定:因征战而死亡者,子、弟可袭原职;病死者,袭职人降一级使用。若在征战中有功,可在同军种的秩列中晋级或提职。反之,凡推诿犯错、贻误战机或叛逃者,可降职、降级乃至处死。

由此分析,至元二十一年入驻永昌履行“镇戍”职能的那个“蒙古军千户所”,首先是其民族族属认同上高于其他军种,即视为“蒙古军”。其次是该军迁入之前的军籍属四川“西川军”,由都元帅药剌海、张万家奴率领。第三是该军在进入保山之后就驻地扎营于金鸡村将台寺附近,从后世遗留的“营门口”、“老营”等多个地名来看,今金鸡村至老营一带正是其老少随军家属的屯驻营地。

关于西川都元帅药剌海,《元史》无传,《永昌府志》也无传。而“药剌海”之名在至元十三至二十六年间曾多次见于“世祖本纪”,也见于四川行省也速答儿、石抹不老、张万家奴等多个个人列传中。从其出场就能充任统军万户的身份上看,其家族身世应当较为显赫。经查阅史料,药剌海(也称要剌海、药剌罕)在至元十三年初见于史册时,出任西川军“招讨使”,后升任“都元帅”,并多次领衔出现在帝王忽必列所颁发的诏令中,如:至元十三年,药剌海任“招讨使”围重庆,契丹人石抹不老率军五百征战于军前;十七年,先敕药剌海领军万人征缅,后又令药剌海转而征讨亦奚不薛蛮,并诏“西川药剌海、万家奴军”万人,与他军分三道以进。十九年,因西南诸夷复叛,忽必烈再诏“免西川征缅军,专令镇守。”二十年,亦奚不薛平,还诏药剌海率军五千戍守。二十一年,再令药剌海军分兵二千戍守金齿。二十六年,又诏令药剌海与刘德禄率军六千征占城(今越南)等。

按照元朝规定,凡统军之将皆“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督军、统帅),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再据“官有常设、位有常职”,父死子继、兄终弟袭之规定。药剌海这种出身显赫世家的将领,其“蒙古军”军籍的身份勿甭置疑,但也存在着是否属于“纯正蒙古人”的身份疑问。在元代,把军籍定为“蒙古军”身份的人有两类:一是属于蒙古草原上纯正蒙古血统的蒙古将士,其被视为一等公民,凡成年壮丁到及长从军之时就承袭父职,随军征战。二是因蒙古征战攻伐金朝时,较早降附蒙元的“山后诸州”之契丹或女真人,其因元朝第一代帝王的器重,占籍入蒙,亦号“蒙古军”或“本朝人”。史载,元太宗窝阔台汗时,名相耶律楚材曾进言“太祖(成吉思汗)时言,‘山后诸州’(金朝西北路边境)的契丹、女直诸部族,性晓勇、刚直,同本朝(蒙古)人”。至元二十一年,就在药剌海受命戍军永昌之前,元世祖忽必烈正好有诏令:“定拟军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儿等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契丹生汉地者,同汉人。”因此,有元一代,“燕京十六州”的山后七州地区,即今之山西、陕西、河北以北大部分地区的契丹、女真军民“占籍八蒙”,被后世史家称作“一般性蒙古人”,其主要代表有耶律阿海、耶律秃花、耶律留哥、石抹也先、石抹勃帖儿、萧札剌、移剌涅儿、张万家奴、夹谷常哥、奥屯世英等,其所率部族军队被视为“蒙古军”,但其征招而来的金国属地上的其它军民,则被视为“汉军”。因此,我们比照药剌海副手张万家奴的族属情况就可得知:万家奴,又称张万、张万家奴,《元史》和《永昌府志》皆有传,其于中统年间承嗣其父张札古带之职而承袭“船桥万户”,其在史料上的属族记录为“蒙古族”。但在元代,但凡纯正的蒙古人通常是“有名而无姓”,凡说到姓氏时只会以氏族部落之地名而称姓氏,在那个以蒙古人和蒙古文化为尊的时代,不可能有“纯正蒙古人”改姓汉姓。因而“蒙古人”万家奴有汉姓“张”姓,并有汉名“张万”,其族属成份当为“占籍八蒙”的“山后诸州”契丹或女真人——这一结论与其父札古带在山西被征召至耶律秃花和刘黑马麾下充任万户并宿卫元宪宗潜底的史实相附。又,在金末元初,凡“札古带”、“札剌儿”等之名亦多见于契丹人名,因此可以认定:张万家奴家族应为当时汉化程度较高并已有汉姓和汉名的“契丹人”。由此类推,药剌海,无汉姓,但其始终又与“万家奴”合名统称一军,加之“药剌”与“移剌”音近,疑为同音导译字——因此,药剌海家族“占籍入蒙”的契丹族身份也是可以想见的。而在四川军团中,身份和地位均高于张万家奴的契丹人中,只耶律阿海和耶律秃花家系,至于其属那个支系,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还不足以准确考证。又,在永昌府志的资料中未见有关药剌海的记载,而其在至元二十六年时仍在四川和贵州一带统军镇戍,由此可以推之,至元二十一年,虽有皇帝下诏“令药剌海率赴(永昌)之。”但药剌海本人却并未率军前来,而是由其副手张万家奴带兵前来镇戍。这也就是至元二十年,张万家奴征讨哈剌章(大理),民为之立祠;二十三年在云南转任征缅招讨,与云南王也先贴木儿一同先行征缅的准确情况。

回头再看入驻保山之前四川“西川军”的构成。四川是元朝在灭金之后较早屯军和经略的地区之一。在太祖成吉思汗时期就曾有蒙古军驰军劫掳巴蜀。窝阔台汗时大胆起用了灭金时降服来归的契丹军、女真军和汉军,总称为“新军”(属汉军,并非新附军)。据《金史·兵制》云:“元汉军概指原金境汉人,契丹、女真等族组成的军兵,或称乣汉诸军。而俘降的南宋军兵则称新附军,不称汉军”。至窝阔台汗一朝,蒙元王朝大举伐金,并成建制地改编了金朝西北地区较早降附的军民为汉军“三万户”,设制以刘黑马、萧札剌、史天泽为万户,并派遣之前较早降蒙的契丹人、太傅耶律秃花为达鲁花赤,总管和统领全部汉军。此后,耶律秃花率刘伯林之子、汉军三万户之首刘黑马征战山西,招降了“山后诸州”的契丹、女真等诸部降民,并大规模整编建制了诸部汉军,致使太傅耶律秃花及副手刘黑马军团中扩编增设了张札古带(张万家奴父)、奥屯世英、夹谷龙古带、田雄、纪候等多个万户(史称“太傅府七万户”,与后来元王朝扩军的“汉人世候七万户”有别),这支队军成为了元朝灭金之后整编而成的最大汉军“世候军团”之一,也是后来元朝三路出征讨伐南宋时的西线(巴蜀军团)主力。

公元1231年,窝阔台汗命耶律秃花率刘黑马、萧札剌两军跟随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拖雷假道于宋而伐金,行至西和州(甘肃陇南)时耶律秃花病逝,其子耶律朱哥继续统率属军。1234年,耶律朱哥率部从都元帅塔海(蒙古人)、皇子阔端同往征蜀,并卒于军中,其职由子宝童承嗣,宝童因疾不能带兵打战而改任“山西两路随路新军总管”,即为随军征战的“老小营”奥鲁总都元帅。带兵打战的征行军务之职(即宣差、太傅、也可那延之职)由朱哥之弟买住代袭。买住袭职后曾率刘黑马等向窝阔台汗面呈灭宋良策,并请亲率部族之军驻守于巴蜀地区,在成都置军民屯。公元1236年,蒙古军分东西两路征南宋,西路军由皇子阔端、都元帅塔海统率,耶律买柱、刘黑马等从征,由大散关南下,取风州,入兴元(今陕西汉中),陷龙州(今四川江油),破成都。此后,耶律秃花家系及刘黑马军团就始终率领军民屯蓄于成都,并先后征服了绵阳、德阳、西昌等地,在西川设轩征行枢密院。1238年,蒙古都元帅塔海率军攻重庆,末下而还,继而东下万州(今四川万县)、夔州(今四川奉节),受挫而还戍成都。在此后近二十年间,蒙古和南宋军队在重庆、荆襄、两淮之地犬牙交错,拉锯博弈。元宪宗四年,忽必烈灭大理。九年,蒙哥汗曾亲率耶律阿海之孙耶律买哥等征战钓鱼山(重庆市嘉陵江),耶律买哥和蒙哥汗兵死钓鱼山城下。中统元年,忽必烈北撒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蒙军征宋之事再次处于僵持屯守阶段,耶律秃花家系所率的契丹、蕃汉军部分屯戍于成都巩固蒙宋边防,部分随忽必烈北还征战。中统四年(1263年),四川西川枢密院再次设冶于成都,管领课税交钞、打捕鹰房匠人、官军迁任及征讨等事。至元三年改设四川行省,以赛典赤、蒙古名将纽璘之子也速带儿等执掌行省事务。两年后,又因征战南宋的增兵需要求,再设东、西两院统军司,由南宋降将刘整、大将兀良合台之子阿术统领军事。至元十年,元军取得襄樊战役胜利后,蒙宋战线向东南前移,由作战前沿转为军需镇戍后方的四川行省东、西两院分别由行省也速带儿和翠昌便宜总帅汪良臣执掌,其中,由行省右臣也速带儿执掌西川行院,所统军士正是耶律秃花和刘黑马军团之作战军队。其麾下见于史册的契丹将领有:药剌海、张万家奴;耶律秃花之孙百家奴、秃满答儿,曾孙耶律忙古带;汉族将领有刘黑马家族之刘元振、刘德禄等,同时还有招抚山后诸州而来的蕃汉军石抹不老、石抹狗狗、奥屯金刚奴、夹谷忙古带等。

至元十七年,元世祖忽必烈先是下令西川药剌海、万家奴领军万人同前云南行省前所遣将兵征缅,后因亦奚不薛(贵州、四川、云南交界的水西地区)叛乱,忽必烈改诏:由四川行省也速带儿率耶律忙古带等蒙古军六千,药剌海、张万家奴军率军万人,云南行省爱鲁军万人,湖广阿里海牙军万人,共计三万六千军分三路征讨亦奚不薛。十九年,亦奚不薛平,再令药剌海分兵五千镇戍之。当时,云南大部份地区纷纷叛乱,世祖忽必烈不得不诏令:“前所遣西川征缅军专事镇守”。元朝在令药剌海镇守亦奚不薛的同时,又派遣西川军副都元帅张万家奴领兵征讨哈剌章(大理)。至元二十一年,因“永昌民户刚狠”,忽必烈诏令增兵金齿二千,令药剌海率赴之。——这就是后世屯戍留守保山的“蒙古军千户所”和“回回军千户”千户所,也就是后世明代设置“凤溪长官司”的前身,此蒙古军千户所的族属当为“生西北不通汉语”而“占籍入蒙”契丹人。

回头再说保山“四川军万户府址”之屯军族属。至元二十三年,缅甸复叛,蒙元皇庭再次下诏征缅。先是云南王也先贴木儿率领行省方面军与招讨使张万家奴所率五千“西川军”在征战前沿。二十四年八月,再诏令以耶律秃满答儿为都元帅,率探马赤军一千、四川军五千进驻永昌;以熟悉缅甸地形的张成为征行千户,将就地征招的通缅语、熟悉地形的爨僰军一千同往征缅。同时诏令李海剌孙为征缅行省参政,将湖广探马赤军一千、襄樊新附军五千再往征缅,并命征缅军归秃满答儿总领,征缅行省军屯驻于缅甸近地,依次进退。大军于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屯集于永昌,十二月进征至缅甸蒲甘,因受缅人诱敌深入,丧师七千,缅甸始平。余军除留守镇戍缅甸之外,尚有部分回屯于保山休养。因此,由以上组军和佥军成份分析,作为元朝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征缅行动,在保山集结和屯驻的“四川军万户府”当是征缅军的集结地、屯休地、军需供应地和号令发出地。其督军元帅正是契丹人、太傅耶律秃花之孙秃满答儿,另一带兵“招讨”则是契丹人张万家奴,其军中当有部分“占籍入蒙”的契丹部族军,亦即《永昌府志》中所载的“蒙古军千户所址在城南五里(今诸葛营前)”者是也。其次是从秃满答儿、张万家奴所带的四川军中,也应当有相当一部分的金朝降民“蕃汉军”,其成份当有汉地契丹、女真、渤海人和汉人等,军制秩列当为“汉军”。再次是张万家奴所统率之四川、湖广军中,该军从征战亦奚不薛的行伍中整合征调而来,当有嫡系的西川蒙古军和蕃汉军,还湖广阿里海牙之新附军和在亦奚不薛地新征招的爨僰蛮军。再其次,是李海剌孙率队前往的探马赤军一千和江防沿线南宋所降的新附军五千,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襄樊生券军和熟券军,其主要当属新附军军种。最后还包含在大理金齿等地就地征招的爨僰军千人,其由熟悉缅甸情况的征行千户张成率领。由以上所涉兵种的源头分析,驻屯保山的四川、湖广军万户府,其军种族属几乎涵盖了元朝军序格列中的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直至爨僰乡军小勇等,是一个真正的 “万国牌”军府。此万户府在大军短暂驻扎后,因所部之军持续开赴前线,只有少数官兵做后勤供需和留防守营而被裁革为“左(小)千户所”,并在至元二十八年合并设立大理金齿宣慰司都元帅府时纳八“都元帅万户府”的管属中。

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秃满答儿、李海剌孙等率军深入缅甸,与前军汇合,并进至蒲甘,军队交由之前征战至缅的皇孙云南王也先帖木儿统一节制,征缅军为缅人诱进,丧师七千,缅平。所剩之军除部分留镇缅国外,余部由云南王也先贴木儿统率返回云南休整。至元二十八年,因缅甸政局趋于平稳,元朝在缅境内设置多个宣慰司或安抚司,加之元朝于至元二十七年起再次清理登记军籍,并裁革大理金齿等地驻军,合并设置“大理金齿宣慰司都元帅府”,秩“从三品”升格为“从二品”。这一年,《永昌府志》载:“(都元帅府)辖蒙古军千户所、回回军千户所、爨僰军千户所、四川军万户府,永昌府、腾冲府,大理总管府和金齿迤东、迤西诸路等”,并诏令“两千‘虎贲士’屯田永昌,官给牛种农具。”

虎贲士,又称虎贲军,形容像老虎捕杀猎物一样勇猛的战士。《元史·兵志》截:至元十六年,立虎贲军,秩正三品,管领上都路元籍(蒙古军籍)军人兼奥鲁之事。据考,虎贲卫都指挥使司设于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下设六个“千户翼”,分别为:顺宁府(今河北宣化)、保安州(今河北涿鹿)、蔚州(今河北蔚县)、兴州(今河北隆化)、松州(今内蒙古赤峰)、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其初,该军种属汉军(含契丹、女真、汉人等)宿卫军,后至元二十一年元世祖忽必烈诏令,改西北路部分契丹、女真人为“蒙古军”——这也就成为了之后滇西永昌屯驻之“蒙古军”,即落籍于施甸之契丹人的兵源前身。

《元史·地理志》载:“上都路,唐为奚、契丹地。金平契丹,置桓州。”其地即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所在地之北。《元史·镇戍》又载:中统年间和至元初年,上都的驻防军大多来自在辽西的北京都元帅耶律阿海、耶律秃花(后人)所率之军。又说:“世祖中统元年五月,诏汉军万户,各于本管新旧军内摘发军人,备衣甲器仗,差官领赴燕京近地屯驻”。至元十四年,《元史·世祖本纪》载,中书省臣上言:“上都屯戍士卒,其奥鲁(管营机构或管营官)皆在西川。而戍西川者,多隆兴、西京军士,每岁转饷,不胜劳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忽必烈诏令:上都、隆兴、西京、北京诸路另新签丁壮军二千人,防守上都。四川原戍上都之军悉数放还西川——这支军队回至西川后,也就成为了耶律秃花之孙秃满答儿、曾孙耶律忙古带和旁曾孙药剌海(疑为耶律阿海之曾孙,耶律买哥之子——买哥于宪宗九年战死钓鱼山,其妻移剌氏以“哀毁卒”,遗子七人,史书明确记载承袭关系者有驴马、老哥二人,药剌海承袭“移剌”姓氏,当为七子之一)等人之部族之军,也即后世屯民于永昌之“虎贲士”。至元二十一年,药剌海遣副手张万家奴率军赴守永昌;二十四年,秃满答儿率军征缅,丧师凯旋之后余部转屯与永昌休养;至元二十八年,元朝再定军籍格列,设“大理金齿宣慰司都元帅府”于永昌,裁革军队,二千“虎贲士”军转民屯。——因此,此两千“虎贲士”的军籍原属当为“隆兴、西京军士”,亦即耶律秃花、刘黑马军团之前招摹的“山西两路随路新军”,元史中提到的“山后诸州”之军民。

关于“山西两路随路新军”。山西,又称山后,指居庸关以西的宣德(今宣化)、兴和(今阳原)两路,合称山西东西两路。据考证,山西两路新军是以契丹、女真人为主组成的契丹骑兵军团,其先在窝阔台汗时,由耶律秃花授权汉军大元帅就地签军,以副手刘伯林屯田安置伐金时所获的战俘和当地农民组成,主体是契丹、女真和汉人。这些职业军人,出征兼屯田,父辈老死,由成年儿子顶替,世代相传,随军妇女则生活在军队屯戍区。《元史·耶律秃花传》中载:“(耶律秃花)子朱哥,仍统刘黑马等七万户,与都元帅塔海同征四川,卒于军。子宝童嗣,以疾不任事,朱哥弟买住嗣,而以宝童充随路新军总管。”——因秃满答儿为买住之子,其于至元十一年接替其兄百家奴而充任“太傅”、“也可那延”,即实任“征行军总都元帅”之职。而朱哥子宝童则“因疾不理事”而转任“随路新军总管”,即跟随打战的“老小营”签军、管军之总“奥鲁”。因此,西川药剌海和太傅秃满答儿所率之军的主力当为“山西两路新军”或者说“山后诸州”之军无疑,且其尊者当为“占籍入蒙”的契丹人。

至元二十四年征战之后,张万家奴战死缅甸,耶律秃满答儿随后即老终于四川行省右丞任上。征缅军余部由云南王也先帖木儿代管。大德四年,在云南长期征战的耶律秃花曾孙、秃满答儿之侄耶律忙古带以功接任了“大理金齿宣慰司都元帅”之职,后升任云南行省左丞,其长期屯军驻扎于滇西永昌。大德十一年(1307年),耶律忙古带染瘴卒于大吉州(大理喜州),其子火你赤任宣武将军,承袭万户,后升任“船桥万户府达鲁花赤”(该职原为万户张札古带、张万家奴一系承袭,因张万家奴子先后战死,无人承袭。因而转由忙古带子火你赤袭职,其驻地在武汉汉口),火你赤最终官任陕西行省左丞(从二品)。

忙古带死后,其第二子旺札拉不花任怀远大将军、云南诸路军马右副都元帅,继续统管大理金齿都元帅府诸军。后因其早卒无后。大理金齿都元帅万户一职转由火你赤之子阿首思(耶律首思)担任,阿首思的军事职务是万户(从三品)统管永昌军民事,实际行政职务是“宣慰司同知”(从三品),阿首思任职之事在武宗朝至大年间之后(约在公元1311至1315年间)——这一职务一直承袭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永昌万户阿凤(阿首思之孙、阿律牙之子)率众以归”。

在洪武归附时,因明王朝之前多次诏令:“(江南之人)一律不得穿胡(北方草原民族)服、说胡语、姓胡姓,且胡族内部严禁通婚”。因此,阿凤率众归降时,只能改“耶律”姓为“阿”,取追念“阿保机”姓名之意,即后世族群族谱中记述的“名作姓”史实;而其族属问题也只能以对偶婚姻关系(契丹人族内不通婚,并严格遵守异族对偶婚制度,在元代近90年间的永昌当地只能与习俗相近的山地居民“布朗族”通婚,即构成了“蒋蒲蛮”与“花蒲蛮”的对偶婚姻关系)的“蒲蛮”报呈官府。

至此,契丹后裔阿凤之屯兵地被明朝承接并改制为保山坝区东北部的“凤溪长官司”,封地就在今金鸡、板桥、老营(即蒙古军家属屯田地)一带。

再说至元二十八年,二千虎贲士屯田及屯田地的问题。元代以前,保山地旷人稀,先是,有九隆传说的后世子民“百濮”(布朗族、佤族)之裔在其间散状繁衍;其次是氐羌(今白族、彝族)族人由永昌东北向东南迁入,即爨僰军民;再次是,“百越”族系沿广西向西、沿东南亚向北迁徙而来,在澜沧江、怒江以西的温热流域安居,即元史上所说的“金齿、白夷”之族。这些民族,要么临山、要么靠水,多以打猎游牧为生,坝区近地偶有农耕族群。因此,至元十年,元朝大将爱鲁在永昌追涮漏籍“得民五千”就算是“增田为多”。

至元二十八年,征缅元军撒回永昌,二千“虎贲士”屯田。因来自西北上都路“山后诸州”的虎贲骑士们不适应怒江及其以西的多雨温热气候,其屯居点就选择了怒江东岸接近于“青牛白马传说”中的有河、有水、有山的“平地松林”地形特征和气候风貌的施甸坝四周山地屯居,即后世志书中讲到的“十五喧二十八寨”中的二十个“莽氏”甸寨。其中,副千夫长甸寨七个,百户长甸寨七个,试百户长甸寨五个,火头寨一个。此二十寨就由两千虎贲士分组屯驻,并与其所统布朗族、傣族、彝族一起而设治“石甸长官司”,其行政设治形同“下州”,所统人数不超过六千户。亦即契丹虎贲士屯户二千户(明代史书改称“熟蒲”,即汉化程度较高之蒲),布朗、傣族、彝族原住民三千至四千户(明代史书称“生蒲”)。直到明朝正统年间,仍有施甸长官司正长官阿都鲁“招生蒲五千(人)向化而设广夷州”的记载。

关于石甸长官司。其所履之职主要是民事课税等民政事务。但因南丝绸之路在施甸有三道出境,一为南线的姚关出镇康,一为中线的仁和出何元过平达入芒市,一为北线的太平等子出龙陵。三道路线皆设站赤、派兵卫。因此,施甸在站赤要点上有多个被称之为“榔”的地名,如阿思榔、四平榔、厄木榔、摆榔、木光榔等。“榔”即为契丹语对“兵站”(军事居所)的称谓,而之前的名字则以带军之长之名而命名(契丹国姓“耶律”就以地名“世里”译释而来,今施甸县仍有多个以有人名命名的地名,如莽林、莽王、莽索、莽禄、莽福等村寨)。因此,可以推断以上站赤的屯兵首长分别为副万户耶律阿思(屯兵地称阿思榔)、百户耶律四平(四平榔)、耶律摆(摆榔)、耶律木光(木光榔)、耶律厄木(厄木榔)等。根据元代石甸长官司军政合一的设置性质,耶律阿思当为副万户,带军二千,是元代首任石甸长官司之正长官,也是明代设治时的长官阿苏鲁之先。

施甸契丹后裔文化至今在施甸存续的特征主要有:三登(懒板登、摩老登、菠萝登),四榔(阿思榔、木光榔、摆榔、四平榔),七鹰山、八营盘(指多个叫做打鹰山、营盘山的地点),九莽寨(即二十八寨中的半数以上“莽王”村寨)十羊场(四大山、太平、何元、姚关等多个高山牛羊牧场)等。

元朝后期,二品大员段氏称雄于滇西,并与蒙元梁王多次对抗和征战,滇西流官多缺,被迫落籍滇西的契丹之先阿首思、阿思、阿摆、阿木光等人及其后人,在阿首思之子“阿律牙”(原名为耶律牙)的统帅下曲从于段氏,并承袭万户(同知)之职,后其子阿凤袭职,并直至改朝换代。以上史实因仕官之职皆为段氏承封,史册未录,所以《史元》和《永昌府志》皆无载。但,关于施甸长官司,有一条与之对应的相关史料则足以说明:洪武十七年,土官段惠(大理段氏后人,官至永昌府同知,从三品)遣把事(即都事,正六品)子弟进京朝贡,明朝册封阿干(即施甸明代官方册封的第一任长官阿苏鲁)为正长官,莽寒叔、阿类(此二人皆为“生蒲”)副之。——这则史料正好说明元未明初,石甸长官司的管属权限已在段氏土官的管属之下。另,据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云南府“夷汉杂处。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白罗雄、曰达达、曰色目及四方之为商贾、军旅、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达达”又作达靼、鞑靼等,即是中国古代北方“蒙古人”之泛称。这就是说,明初的滇西地区,仍然有部分“达达”人处于“夷汉杂处”之地。施甸契丹后裔的族属关系确属此例。

元代当属“华夷一统,天下混一”的朝代,其征战西南,屯住保山之军,涵盖了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及本地土军等多种类型。其中,屯驻于保山坝区东北的“蒙古军”一千户,当为金元时期金朝西北路“山后诸州”在元代“占籍入蒙”的契丹人,其由元朝太傅耶律秃花家族率领征战至云南并因世守镇戍之职而落籍于滇西,成为了明代“凤溪长官司”之前身。其次,至元二十八年,或以“人”或以“户”为单位“军转民”屯于施甸坝区四周的“虎贲士”二千,其主要族属当与上述“耶律秃花军团”相同一,属契丹军人后裔屯田于施甸,构成了元代“石甸长官司”、明代“施甸长官司”设治之前身,以上两处军、民屯同时构成了落籍滇西契丹后裔的共同祖先。(蒋开磊)

布朗族

长官司牌扁

大乌邑:向东拜日的神奇居所

施甸出土的元代“军持”

施甸出土的玛瑙等

责任编辑:钱秀英 编辑:李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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