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档案：南方丝路永昌道三大珍贵石刻群

先于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路开辟的南方丝绸之路，中国古代典籍称之为“蜀·身毒道”。它自蜀（成都）出发，经东(五尺道)、西(灵关道)两道南下，会合于叶榆（大理）、云南驿（祥云），然后穿过汉代全国第二大郡郡治所在地（今保山），再西经腾冲或南过姚关进入缅、印（身毒）。这一路段史称永昌道，又称博南古道。它蜿蜒于横断山南部的群峰众河之中，跨越世界第二大峡谷滇西峡谷。一路之上，无论在那些沃丰秀美的平坝中，还是险道盘空的峻岭上、广袤幽深的莽林内、陡峭神奇的峡谷间、滔滔奔腾的江河旁，都广布着绚烂多姿的文物古迹，它们各自记述着古道的变迁、历史的兴衰、古代的征战、数十个民族支系的衍进、大陆文化与滨海文化的北南传播交汇……石刻是其中一大特色，而潞江坝象槽、姚关碑石书刻、霁虹桥摩崖题刻三组石刻群则是其中规模宏巨，历史、科研、艺术价值甚高的优秀代表。

象槽

象槽所在地潞江坝旧城后面的丘陵坡地

　潞江坝象槽石刻

潞江坝位于保山与腾冲之间的怒江两岸,是整个潞江峡谷最宽阔的一处河谷平原。东来的永昌道自碧罗雪山之巅逶迤下坝后，横渡滩急浪涌的怒江，再沿终年载雪萦云的巍巍高黎贡山盘桓西去。在古道分向腾冲、龙陵两路岔口的芒棒村边，矗立着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永昌府正堂颁镌的塘子寨驿站告示碑，额刻卷云围盘蛇图案，正文记述着潞江坝古道及驿站历为腾、龙、缅边务通衢，严令仍依古制加以维护。古道南部近几年发现了内涵颇为丰富的新石器遗址4处。在西岸3遗址之南、旧城村西，有相互绵连，共六七平方公里的3个缓坡，名为象槽地，分布着60多个刻于元初，用以喂养象的石制象槽，是当时一次大规模象战留下的遗物。屠寄《蒙兀儿史记·信苴日》记载了此次战况，马可波罗到这一带采访后更详细地描绘了战争始末：元至元十四年（1277）春，缅蒲甘王朝集缅甸和印度榜葛刺士兵（时印度榜葛刺与缅共戴一主）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掠我金齿南甸，欲袭大理；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刺丁戍金齿，兵不满万，云南行省遣大理路总管信苴日、万户忽都帅千骑援之；缅军“行至距金齿都永昌不远之地，以象队先行……（元军）发矢如雹，象不忍痛楚，还突缅阵……（缅）乃大溃。蒙兀军尾随截杀，缘道积骸成莽。敌既退，纳速刺丁搜得林窜之象二百数十头，择其尤驯者十二头入贡”，余者于旧城一带取石凿槽以饲之；据《明史》、《明实录》等记载，时至明洪武、永乐年均有潞江象入贡。原存象槽百余个，经700余年的冲浸、风化，损失约半，现存者有些已略移位，有些深陷土中，有些已歪倒、翻扑。槽均长方圆角弧边形，制凿规整匀称，一般高1-2米，长近1米，槽腔宽深各30-40厘米。现在它们既是元初那场反侵略战争遗存的物证，也成为了研究潞江坝生态变迁史的一种依据。近几百年来潞江坝是远近闻名的“烟瘴毒区”，史书记载“瘴毒患者朝发夕死，万无一生”。民谚说：要下潞江坝，先把老婆嫁。解放前潞江坝人烟稀少，土地大量荒芜，但数以百计的象群生活史却证明着六七百年前乃至新石器时代其地林木葱茏，蕉竹遍野，水源充沛，气候温暖，人烟不少，环境之恶化当始于明清之际。

清平洞

清平洞诗词石刻

姚关碑石书刻

姚关坝是施甸县中南部的一个高原溶蚀盆地，岩溶发育，洞穴、崖厦较多，有闻名遐迩的“九眼十八洞”，大多依山临水，峭壁嶙峋，景观幽美。明万历十一年（1583），缅甸洞吾王朝勾结内奸岳凤、土司罕虔、景宗真等兴兵十数万，侵占永昌西南部大片领土，进而“破姚关，焚施甸，攻顺宁（凤庆），寇猛林（龙陵）”，“腾永告急，全滇震动”；江西武靖参将邓子龙（字武桥）衔钦命率军兼程驰援永昌，行营驻扎在今姚关镇南乌龟山麓清平洞，一年四战全歼入侵之敌，“渠魁擒，诸夷贡，诸郡复，地方平”，西南边区转危为安，继后驻守姚关6年。其间修凿清平洞并辟朝天、万仞诸崖穴，为旌恤捐躯殉国将士于清平洞旁筑建恤忠祠（现存正殿、两厢、过厅并池、亭、桥等），又镌立“恤忠祠记”、“烹象处”碑和作诸洞摩崖题刻以记述史事、抒发情怀。现存摩崖题刻数十幅多为邓氏遗作，部分为时人、后人唱和题咏之作刻，清平洞内外堪称琳琅满目。该洞洞内四室相连，可容百人，孔道通风泻光，邓氏运筹、憩息所用的种种天然设施、装饰错落有致，题刻粗细清晰，内有“避暑清平昼打眠”的石床，“我去莫叫碁石烂”的弈棋石桌，钟乳弧悬的“挂弓”，峭石靠壁的“倚剑”，叩之有声的的“石鼓”，以及“铁壁”、“银瓶”、“课射”“天梯”、“忠肝”、“雅歌”，诗《清平洞》、《别清平洞》，文《清平洞简叙》与后人步其韵而和之诗赋，洞口顶壁大书“清平洞”赫然醒目，落款“万历十三年春豫章邓子龙开”；云南著名碑刻之一“烹象处”大字旁镌小楷两行：“万历十一年擒缅象千余烹以享士，豫章武桥记。”《恤忠祠记》为云南按察司分巡剑事李士达撰文，云南按察司按察使整饰金腾兵备姜忻书丹，高203厘米、宽88厘米，32直行2364字，详细记载战争始末，与《清平洞简叙》等众多摩崖刻文及烹象处碑相互印证，是研究此次靖边卫国战争和西南边务的珍贵信史。邓子龙手迹大多正楷，有的略带行笔，少量如“烹象处”为行书，字体丰腴，笔画凝重，稳健豪放，其中尤以“清平洞”等特显儒将风采。

霁虹桥摩崖石刻

李文渊题“金齿咽喉”

永顺镇总兵官西秦、段腾龙题“天南锁钥”

燕山南题词“璧立万仞”

霁虹桥摩崖题刻

保山市隆阳罗岷山和大理州永平博南山之间的澜沧江兰津渡及原建霁虹桥，为南方丝路通向缅、印的必经之道，古代南来北往的商贾游客、命官使臣、军伍、贡队、马帮象群无不经由该桥（渡）。此处历以险峻奇丽的自然景观、古老雄伟的铁索桥和艺术精湛的石刻群著称于世，东来的行人攀抵博南山顶，迎面便见残存拱门之上的石刻大字“觉路遥远”、“雄关耸峙”。俯瞰山下，但见峻巍的大山夹峙于汹涌的大江两岸，两山若开若闭；江边断岸裂石，江面浊浪排空，涛声震耳，江风扯衣成帆；盘旋山巅的羊肠小道悬挂天空，石砌路面踏痕累累，2000多年的马帮“蹄刻”，石窝最深者近4寸（13厘米）。南岸“峭壁千仞”刀劈斧削的普陀岩，东西屏壁从千寻崖顶到路面遮掩的崖脚布满题刻文字，前人题识未能为后来者留下方寸之地，后来者多以大字覆盖前人名刻，往往字体纷呈，或方正秀美，或雄浑豪放，或清新飘逸，均古朴高雅；刻法有阴刻单线刻、双线刻。内容可分三类。一类描写景物，赞美古渡天堑，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监察御史王大任题联“怪石倒悬侵地隘；长江浩曲盘山多”，为双线刻楷书直幅，幅高184厘米，宽80厘米，每字幅面高25厘米、宽21厘米；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镇守永顺总兵官段腾龙题“天南锁钥”，为双线刻行书横幅，幅高136厘米、宽439厘米，每字高85厘米、宽65厘米；乾隆五十年（1785）滇察使者富纲题“悬崖奇渡”，为阴刻隶书直幅，幅高约600厘米、宽160厘米，每字140厘米；还有明清至民国年间永昌太守、郡丞、县长等题刻的“金齿咽喉”、“要塞天成”、“表里山河”、“潭清壁立”、“玉尺冰壶”等等，可谓道尽了其地之高深险绝、万千气象。另一类题颂飞桥，称赞建设者的创造力，始明成化年间督学使吴鹏所题“西南第一桥“，阴刻行书直幅，幅高390厘米、宽70厘米，每字高80厘米、宽近60厘米，十分醒目；长白嵩禄所题（时代年款不清）“人力所通”，阴刻楷书横幅，幅高180厘米、宽达630厘米，每字150厘米见方；永昌知府钱嘉猷题（无时代年款）“沧水飞虹”，阴刻草书直幅，幅高近300厘米、宽约70厘米，每字高67厘米，宽50厘米；还有清康熙保山知县张其嵋，云南辛亥革命重要领导人、后任北洋政府农工商总长、代总理李根源、永昌绅商士庶及其他文人墨客所题“霁虹桥”、“泽溥澜沧”、“德荫金昌”等，都以深沉挚厚的感情描绘了古桥精美壮观，颂扬了前人劈渡建桥的开创之功。再一类记述史事，凭吊先哲，多为诗文，如明嘉靖四年（1525）督学使胡尧等《澜沧江缅怀先哲》五言排句诗并叙，阴刻草书横幅16直行127字，幅高135厘米、宽332厘米；万历二十九年（1601）秋楚人江盈《过兰江桥拜武侯祠》七言八句诗，阴刻楷书横幅10直行，幅高90厘米、宽100厘米；还有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张含等等题诗，以及历代遗存在附近的众多碑碣（多剥蚀残圮，少数完好），详尽叙述了古道、古渡、古桥建修沿革，赞颂了诸葛亮等古贤先哲开发西南的辉煌业绩，表达了作者们的感慨凭吊之情。

永昌古道石刻群集历史、文学和书法、镌雕艺术于一体，是了解研究西南边区古代生态环境、沧桑变迁、人类历史、中外关系的可靠材料。它保存着700年间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真迹，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一些缺项（如《恤忠祠记碑》和《清平洞简叙》所记史实历为正史和方志所缺），矫正了史书记载的若干讹误（如元至明反侵略战争具体地点，有的史书记载有出入）；它保存着一些古代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大批骚人墨客、刻石艺匠的艺术作品，有的诗文已传为不朽之作，许多题刻均属书法上品，刻艺精湛细腻，弥足珍贵，故被誉为“三大石刻宝库”。1983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霁虹桥、恤忠祠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将石刻群纳入其内，潞江坝象槽群则于1988年为保山市（今隆阳区）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责任编辑：陈云香）

注：档案保存于保山市档案馆，摘自《保山名胜古迹》，馆藏档案。